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八年度上易字第六三九號
上訴人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蕭敦仁律師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陳文忠律師
蔡青芬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瀆職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九十七年度
易字第四四七號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十二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二００九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關於民國（下同）八十五年二月間，雲林縣斗六市公所辦理 「雲林縣斗六市北環溪文明橋興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 案，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曾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 五日以被告乙○○、甲○○、石漢通等人涉有貪污治罪條例 （圖利罪）、詐欺罪、違反公平交易法等罪嫌提起公訴，經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０九號第一審判決後 ，嗣經最高法院四次發回更審，最後經本院九十六年度重上 更（四）第九四號變更起訴法條，認被告乙○○、甲○○犯 共同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各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減為有期徒 刑六月、有期徒刑十月減為有期徒刑五月，均得易科罰金確 定，被告二人並已繳交罰金完畢。嗣最高法院檢察署以「原 起訴圖利罪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即與未經起訴之故意洩 漏國防以外秘密之事實，不生牽連關係，應無犯罪事實一部 與全部之關係」，而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台非 字第九六號（非常上訴改判前之程序，以下以《前次審判》 稱之）認「檢察官就裁判上一罪之一部事實起訴，而該起訴 之事實（圖利罪）既認與構成要件有間，不得以該罪相繩。 則渠等（被告二人）縱有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工程招標底 價行為，要與彼等被訴圖利犯行應無牽連犯裁判上一罪關係 ，而為起訴效力所及可言。而有判決不適用法律、適用不當 及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乃對非常上訴指摘之洩 漏國防以外應秘密罪部分撤銷，使此部分回復未判決之狀態 ，以資救濟。」有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台非字第九六號判決在 卷可稽。是未經非常上訴之圖利罪、詐欺罪、違反公平交易 法部分皆已確定無訛，而與之不生裁判上一罪關係之洩漏國
防以外應秘密罪部分，則無確定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之問題 ，該部分既經撤銷，回復到未判決之狀態，等同未經判決， 此部分自得更行起訴而為實體之判決。被告乙○○選任辯護 人於原審辯稱：本件不得再為實體判決云云，顯有誤會。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之五第一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乙○○、甲 ○○及其辯護人對於本院所引用卷內其餘被告以外之人陳述 及其餘書面，除對石漢通之調查筆錄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筆 錄，表示無證據能力外，其餘之證據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 復經原審及本院於審理時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 人表示意見，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 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並無不 當，故認均有證據能力。
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 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 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百五十九條之二分別定有明文。共同被告石漢通於前次審判 八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在調查站之詢問筆錄（見偵查卷㈢第五 十七至六十一頁，以下所引之卷證出處，係以前次審判原卷 之編碼為主，而非附於本案卷之影卷，先予敘明），對於被 告乙○○、甲○○而言，乃係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陳 述，屬傳聞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爭執其證據能力。 依該筆錄記載石漢通係自當日上午十時起經借提詢問，迄同 日晚上七時許詢問完畢，而更一審勘驗當時錄影結果，錄影 時間係從上午十時十六分至十時三十二分（見更一卷第一六 五至一六六頁），並未全程錄音錄影，且調查員詢問石漢通 知方式係用片段漸進方法與石漢通溝通暸解案情，與調查筆 錄所載內容係經調查員瞭解整個案情之後整理所製作紀錄不 相符合，又石漢通嗣於前次審判檢察官偵查中、一審及本院 歷次審理時就相關案情為供述，難認上開調查筆錄有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情事，自無證據能力，不得為本案 證據。另共同被告石漢通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八十七年 四月三十日、八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偵訊筆錄，未經以證人身 分具結之陳述，被告乙○○及其辯護人於原審主張均無證據 能力云云，惟按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三號解釋：「最高法院三
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及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 所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 實認定）之證據一節，對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審判而言，未 使該共同被告立於證人之地位而為陳述，逕以其依共同被告 身份所為陳述採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乃否定共同 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證人適格，排除人證之法定調查 程式，與當時有效施行中之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修正 公佈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牴觸，並已不當剝奪 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 ，其要旨在於保障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式中之反對詰問權，並 非謂共同被告在偵查中之供述無證據能力。被告以被告之身 份，於偵查中經檢警訊問或詢問所製作之筆錄，因其係以被 告之身份受訊，該次筆錄即無由被告具結之可能，此由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 結而未具結者」，即可得知。至共同被告之供述於審判中是 否可以引為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一節，因共同被告對另一共 同被告而言，係「被告以外之人」，仍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以下傳聞法則之適用，但前提須依大法官釋字第五 八二號解釋意旨，亦即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因此，當法 院已經依當事人之聲請，傳喚共同被告為證人，踐行前述大 法官解釋意旨，則法院在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後，上開共 同被告在偵查中之供述，即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 一第二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之規定，取得證據能 力。亦即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得為證 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包括共同 被告非以證人身分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係有關證 據能力之規定，無關乎證據之證明力。故共同被告在被告本 人之案件調查中，如已轉換為證人，依法具結陳述，並賦予 被告對該共同被告所為之陳述為詰問之機會者，該以共同被 告身分所為之陳述，法院即非不得與其以證人身分所為之陳 述，綜合該被告以外之人全部供述證據，斟酌案內其他調查 之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作合理之比較而為 取捨、判斷，此乃實質證據價值之自由判斷問題；非謂於被 告本人案件中，僅能採取共同被告以證人身分所為之陳述作 為判斷之依據，該非以證人身分之共同被告所為之陳述，即 為無證據能力之證據，而應予排除不用（九十六年度台上字 第一六七七號判決參照）。共同被告石漢通於八十七年四月 二十四日、八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八十七年五月十五日檢察 官偵訊時，以被告身分所為之供述雖未經具結，惟嗣於前次
審判更三審及更四審審理時，業經被告乙○○辯護人對其以 證人身分實施詰問（見更三卷第一三五、一三六頁、更四卷 ㈠第一九０至一九四頁），可見對於被告乙○○之反對詰問 權已予充分保障，參諸上開說明，應認共同被告石漢通上開 偵訊筆錄有證據能力。
乙、實體方面：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係雲林縣斗六市市長，綜理該市 政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被告甲○○係該市公所 技士，主管該市工程興建發包之承辦業務。緣斗六市公所於 民國（下同）八十五年二月間，辦理「雲林縣斗六市北環溪 文明橋興建工程」通訊比價招標作業，由甲○○辦理，於同 月八日楊恩寬簽乙○○核定底價為新台幣（下同）三百三十 萬元，並簽請乙○○批示參加比價之廠商，渠等為使「宏文 土木包工業（下稱宏文土木）」負責人鄧鳳文（業經判決無 罪確定）得以順利圍標承攬該項工程，明知依機關營繕工程 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當時有效）及公務員服務法 等相關規定，就機關營繕工程招標底價，於開標及比價前應 嚴守秘密不得洩漏，竟違背法令，共同基於故意洩漏國防以 外秘密之犯意聯絡，利用渠等主管及執行斗六市公所營繕工 程招標事務，具有決定招標作業方式及核定底價權限，於核 定工程底價後，以不詳方法故意洩漏上開工程底價之概數予 「宏文土木」負責人鄧鳳文知悉，而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俾 使其得以圍標承攬工程。嗣該公所不知上情之工務課技士石 漢通於同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在斗六市公所工務課接獲經 由工務課長周振德所轉交，由乙○○所批示指定由「振合、 振源營造事業有限公司（下稱振合、振源營造）、「景翔土 木包工業（下稱景翔土木）」等三家參與通訊比價之通知函 稿後，即持向甲○○請示開標日期需否更改，以製作工程空 白標單及通知函，甲○○見其上所指定之三家廠商，與被告 乙○○原所告知之廠商未合，隨即前往市長室向乙○○報告 ，旋由乙○○以立可白將原批示之「振合、振源營造、景翔 土木」等三家廠商塗抹後，更改為「宏文土木、富繼土木包 工業（下稱富繼土木）、陞鑫土木包工業（下稱陞鑫土木） 」等三家廠商，再由甲○○將函稿交予石漢通，並告訴石漢 通：「工程要給宏文土木包工業做，鄧鳳文等一下會來拿標 函」等語，石漢通取得該函稿後，得知該工程將由「宏文土 木」承包，且時間緊迫（預定同月二十八日開標）即未依一 般發文程序將通知函、標單交由工務課之魏秀琴以正常發文 程序發文，而依甲○○指示以電話通知鄧鳳文前來市公所領 取通訊比價通知函及標單，鄧鳳文接獲通知後，即向知情之
「富繼土木」之負責人凃文昌（業經判決無罪確定）、「陞 鑫土木」負責人王賀東（業經判決無罪確定）二人，借得該 另二家土木包工業印章及負責人之印章後，於同日上午十一 時許，前往斗六市公所，被告石漢通即將「宏文土木」、「 富繼土木」、「陞鑫土木」等三家土木包工業之通訊比價通 知函及標單全數交由鄧鳳文，並向鄧鳳文收取六百元之工程 圖說及文件工本費（每件二百元），鄧鳳文返回住處後，即 囑由伊妻李雲櫻（業經判決無罪確定）依伊原於標單上以鉛 筆所書寫之字跡填載投標金額、廠商相關資料，並由李雲櫻 籌得「宏文土木」等三家廠商共計一百零五萬元押標金後， 前往斗六市永安郵局郵寄三家廠商參與通訊比價之標單至斗 六市公所以辦理假比價。嗣於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 時三十分許，由該公所之工務課課長周振德負責審標，主計 室主任許淑英負責監標，被告甲○○負責開標函及退還保證 金，魏秀琴負責紀錄，當時僅李雲櫻一人到場，結果由「宏 文土木」鄧鳳文得標，總價三百三十萬元，與核定底價三百 三十萬元完全相符，開標結束後，被告甲○○即將未得標之 「富繼土木」、「陞鑫土木」等二家廠商保證金退還李雲櫻 一人領取，乙○○明知上開「假比較、真圍標」之情事，仍 於八十五年三月一日與之簽訂本件工程合約，使鄧鳳文得順 利承攬本件金額三百三十萬元之工程，因認被告乙○○、甲 ○○二人，均係犯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故意洩漏國防 以外之秘密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 他必要之證據，以查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 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採信之理由；另在訴訟上 用以證明事實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 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 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 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 號、三十年上字第四八二號、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 等判例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乙○○、甲○○共同違反保密規定，故意 洩漏系爭工程招標底價概數予鄧鳳文知悉犯行，係以①甲○
○於調查站供稱：「開標作業當時確有發現標函封面上快捷 郵件有連號情形」，而甲○○與同案被告李雲櫻原熟識，知 其係「宏文土木」負責人鄧鳳文之妻，甲○○於開標時既已 知悉係連號，且僅有李雲櫻到場，李雲櫻復當場向其表示「 該押標金係伊一人所購買」，繼而領回未得標之「富繼土木 」及「陞鑫土木」之押標金各情，以其主管該市工程興建發 包業務之經驗，應足以判斷該工程，實係僅「宏文土木」一 家投標，其餘二家係陪標，而有「假比價、真圍標」之情事 ；②再者，甲○○於八十五年二月十日簽請乙○○批示系爭 工程三家廠商參加比價，乙○○原批示由「振合營造」、「 振源營造」、「景翔土木」等三家廠商，於同月二十六日再 以修正液塗抹更改為「宏文土木」、「富繼土木」、「陞鑫 土木」等三家參加比價等情，佐以同案被告石漢通於八十七 年五月十五日檢察官偵訊時供稱：「甲○○發現函稿受文者 係『振合』『振源』營造公司及『景翔』土木包工業三家不 對，就到樓上找市長，找市長以後再將函稿交給我，我發現 函稿受文者已改為宏文、富繼、陞鑫三家土木包工業，甲○ ○並對我說【工程要給宏文土木包工業做，等一下鄧鳳文會 來拿標函】，嗣鄧鳳文帶了其他二家富繼、陞鑫之公司大小 章來領取標單標函，並代領其他二家之標函。未依規定將工 程招標標函郵寄予三家廠商，逕將更改後之三家通訊比價通 知函、標單及工程投標廠商資格證件審查表等全數交由鄧鳳 文領取，石漢通將此等不利於已之事實供出，因此遭檢察官 以圖利等罪嫌提起公訴，已可信其該等供述應非虛構，另觀 諸石漢通接獲更改過之函稿前，陪標廠商名單已由甲○○呈 請被告乙○○改定乙節判斷，顯見鄧鳳文最初得知經指定參 加本件工程比價，並非係由石漢通告知，係內定由「宏文土 木」施作，如此內定既屬違法，被告乙○○及甲○○自不敢 對外透露，故與鄧鳳文連繫之人，不外乙○○及甲○○二人 ，參酌甲○○表示「工程要給宏文土木包工業做，鄧鳳文等 一下會來拿標函」乙節，顯然被告甲○○早已與被告乙○○ 謀議決定，由「宏文土木」施作，並已與鄧鳳文先行聯繫， 告知鄧鳳文本件工程由其施作，要其提供二家陪標廠商名單 ，並囑其於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攜帶三家廠商印章前來領取標 單，否則鄧鳳文要無可能於石漢通未以電話通知前，即知於 該日前往領取標單，並在石漢通於該日上午十時四十分通知 領標後，短短二十分鐘，隨即於十一時許備妥另二家陪標廠 商之印章前往領取標單。③被告乙○○與甲○○於同年二月 十六日在核訂工程底價後，至同年二月二十六日石漢通取得 函稿前之某日，謀議商定由「宏文土木」承作本件工程，係
合理之推斷，則渠等對於安排「宏文土木」之鄧鳳文以「假 比價、真圍標」之方式，參與本件招標工程之比價內情，自 應知悉甚稔。而「宏文土木」以與底價相同之三百三十萬元 價額得標，似屬巧合，且依常情，為免啟人疑竇，遭發覺官 商勾結之情事，似不致愚至以與底價相同之價額投標。然比 價競標廠商基於儘可能獲利前提，估算可能底價，進而決定 投標價格，核其考量因素多端，或為經濟景氣、施作能力、 成本控管等要項，因人而異，縱秉諸實作經驗並參考業界行 情及歷史工程單價等資料，倘鄧鳳文未曾事先得知底價，逕 依其計算決定「宏文土木」及另二家陪標廠商之投標總價參 與投標，開標結果至少有下述多種可能：⑴三家廠商投標價 均低於底價，由「宏文土木」以相對最低價得標；⑵三家廠 商投標價均高於底價，「宏文土木」雖為相對最低價，仍遭 廢標；⑶二家廠商（含一家陪標廠商在內）投標價均低於底 價，另一陪標廠商投標價高於底價，由「宏文土木」以相對 最低價得標；⑷僅「宏文土木」一家廠商投標價低於底價， 其餘陪標廠商投標價均高於底價，由「宏文土木」當然得標 。而本件「宏文土木」以工程底價「叁佰叁拾萬元正」得標 ，另陪標之「富繼土木、「陞鑫土木」則分別以高於底價之 「叁佰叁拾叁萬元」、「叁佰叁拾肆萬元」落標，非屬上述 可能情形之任何一種，僅單純依憑本身之計算而能以如此精 確之投標金額得標之可能性，未免過於巧合，若謂鄧鳳文事 先對於底價之概數毫無所悉，顯難置信。再者，被告乙○○ 與甲○○既已事先安排「宏文土木」之鄧鳳文以「假比價、 真圍標」之方式，參與本件招標工程之比價，倘未事先洩漏 工程底價之概數予鄧鳳文知悉，任令其逕自計算決定「宏文 土木」及另二家陪標廠商之投標金額，難保不會發生上述⑵ 三家廠商投標價均高於底價，「宏文土木」雖為相對最低價 ，仍遭廢標之情況。此外系爭工程，係採比價招標作業方式 ，原則上雖即已設定得標者不出被告乙○○所指定特定三家 廠商，而該等特定廠商由鄧鳳文主導，復已聯合加以圍標， 然為避免三家比價廠商出標價格俱高於底價而廢標，導致重 新公告招標考量，兼顧儘可能提高得標廠商獲利空間之目的 ，故被告乙○○、甲○○二人為使鄧鳳文順利得標承作本件 工程，自有洩露核定底價概數之動機與必要，為其論據。茲 本件所應審究者，端為被告乙○○、甲○○有無將應保密之 系爭工程底價概數，於開標前洩漏予鄧鳳文知悉，使「宏文 土木」得以順利得標承作系爭工程？
四、經查：
(一)被告乙○○係斗六市市長，綜理該市政務，並指揮監督所屬
機關及員工，被告甲○○係該市公所技士，主管該市工程興 建發包之承辦業務。據雲林縣政府建設局人員李清農前次審 判上訴審時證稱：「依據機關營繕工程稽查條例規定五百萬 元以下，地方機關首長可指定三家優良廠商比價，但雲林縣 政府規定要三百五十萬元以下才可以指定三家優良廠商比價 ，且已指定三家廠商後應可重新指定，此為首長權限，目前 法律並無規定不可以更改，惟應在通知前才可以．．土木包 工業在六百萬元以下可以承包」，證人即斗六市公所工務課 長周振德於前次審判上訴審時證稱：「雲林縣政府規定三百 五十萬元以下工程，首長有行政裁量權指定三家廠商比價， 法律並無限制不可以更改，首長應有更改權」，證人即斗六 市公所主計主任許淑英於前次審判上訴審時證稱：「法律上 並未規定不可以更改指定廠商，市長有核定底價及指定三家 優良廠商之權利」（見上訴卷㈠第一五０至一五三頁、更二 卷㈠第二一四頁）；復參諸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 物稽查條例第六條，及審計部81年1月30日台審部伍字第800 2016號函意旨，本件工程為三百三十萬元，在五百萬元以下 ，及雲林縣政府所規定三百五十萬元以下之工程，得由擔任 機關主管之斗六市長乙○○指定三家優良廠商比價，指定比 價廠商係市長之職權，而土木包工業可承包六百萬元以下之 工程。故被告乙○○於八十五年二月十六日批示由「振合、 振源營造」、「景翔土木」等三家廠商參加比價，及於同月 二十六日改批由「宏文」、「富繼」、「陞鑫」等三家土木 包工業參加比價，係其擔任斗六市長職權範圍，難認有違反 規定之情事。
(二)又被告乙○○於指定家廠商及訂定底價後，即授權交予承辦 人員辦理，未再參與，業經周振德、許淑英於前次審判上訴 審時證稱：市長有核定底價及指定三家優良廠商之後即不參 與等語（見上訴卷㈠第一五０至一五三頁）；況本件工程發 包開標卷附之比價紀錄、標單、審查表、退還押標金等有關 手續，均未經市長乙○○核閱蓋章，亦有各該證件在卷可佐 （見聲字第372號卷第十一、十三至十八頁），石漢通在前 次審判之歷次偵審中亦未曾供述受到被告乙○○任何指示， 益證被告乙○○於本院及前次審判中所辯：其將原指定之三 家廠商更改為另三家係其職權，及指定三家廠商暨核定底價 後即不再參與，而不知工程有圍標情事云云，並非無據。(三)同案被告石漢通在前次審判之歷次偵審中均供稱：本件係因 其於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接獲上開函稿時，距同年月二十 八日投標日僅二日，恐來不及辦理相關作業，故於接函稿後 臨時拿去問被告甲○○是否更改投標日期，被告甲○○始將
該函稿拿去市長室更改為另三家等語不移，則本件更改比價 廠商顯非被告乙○○或甲○○主動要石漢通拿去更改至明。 又依上開函稿所載內容觀之，被告乙○○係於八十五年二月 十日，即已指定原「振合」等三家，茍被告乙○○有公訴人 指訴：早內定「宏文土木」承做之意之情節，則於第一次指 定時，即可堂而皇之將之列入，乃其並未如此，又苟係事後 始萌生內定讓「宏文土木」承做之意，則第一次指定至第二 次指定相隔有十日之久，理應主動取回更改，何以迄至石漢 通臨時發覺時間緊迫，經被告甲○○持去訊問說明後始更改 ，且被告乙○○、甲○○二人，又何能預測石漢通會因發覺 發包日期緊迫而持該函稿訊問是否更改投標日期？若石漢通 沒有上述詢問是否更改投標日期舉動，被告等豈非錯失良機 。綜上可知，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石漢通接到此函稿時， 若沒有發覺時間緊迫，轉向甲○○問及是否需要更改投標日 期之舉，依照正常發文程序或逕以電話通知原指定比價之三 家廠商前來領取投標之標函，則乙○○原批示之「振合、振 源營造、景翔土木」等三家廠商參加系爭工程比價投標幾已 成定局，倘如公訴意旨認為乙○○、甲○○、「宏文土木」 三者間，在八十五年二月十六日核定底價至同年二月二十六 日間彼此已經謀議，商定由「宏文土木」承作系爭工程，被 告乙○○或甲○○並已將底價之概數透漏予「宏文土木」知 悉，結果卻非由「宏文土木」參加投標，豈非前功盡棄，白 忙一場。況當時被告乙○○苟有此意，為求無瑕疵並免日後 物議，縱屬至愚，亦應著由被告甲○○重新擬稿再為批示， 何敢從容大方僅在原函稿指定之廠商上以立可白塗抹，尚遺 有「營造有限公司」等字樣，讓人一見即知係事後塗改，而 徒留把柄致引本件訟案。公訴人指訴被告二人謀議洩漏工程 招標底價云云，尚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
(四)而投標日期仍係依原訂日期進行，沒有任何之更改，只是更 改廠商而已，可見系爭工程之開工期確有相當之急迫性。被 告乙○○辯稱本件之所以會將原批三家更改，係因被告甲○ ○以過年期間營造廠僱工較難，且本件係災害搶救工程，爭 取時效，營造廠商包工程多分包下游廠商施工，進度較慢， 土木包工均係自行施工速度較快，建議改由土木包工即可， 經詢問適當廠商，經被告甲○○提供十二家廠商，由其簽選 「宏文、富繼、陞鑫」三家等語，不惟與被告甲○○於前次 審判歷次偵審中所供情節相符；且證人即斗六市公所工務課 技士鄭修己、林妙慧，分別在前次審判之上訴審及更審亦證 稱：營造廠所承包後會再拆包，把各項工程轉包出去，而土 木包工業則是自己做，所以土木包工業比較好配合，所以小
額工程或緊急工程均找土木包工業等語，證人即原指定之振 源營造廠實際負責人李鴻榮亦證稱：營造廠標到工程後會拆 包，營造廠的工作有選擇性，堤防較無風險，也較好做，我 們比較內行，市公所通知參加比價，我們不一定會來投標， 我們公司會拆包等語（見上訴卷㈠第九十七至一００頁、更 二卷㈠第一四一頁）；另證人即原指定之振合營造廠負責人 李銘洲在前次審判第一審亦證稱：如工期急迫，我們不會去 投標等語（見前次審判第一審卷第一三五頁）。況本件工程 係因屬災害搶修工程，亦據證人即斗六市公所工務課長周振 德在調查站證稱：文明橋之工程係原屬風災搶修工程（見偵 字第1948號卷第七０頁），繼在前次審判第一審時證稱：有 人抗議文明橋被大水沖掉，搭便橋大卡車又不能過去，才緊 急搶修，是過年那時市代表及里長帶隊抗議等語（見第一審 卷第一００頁）；另證人鄭修己、林妙慧亦在前次審判上訴 審證稱：文明橋比石榴班堤防修護工程較緊急，該橋斷很久 ，有作簡單便橋供人行機車通行，當地居民及代表到市公所 抗爭激烈，又該地是通往石榴車站要道，比較重要等語（見 上訴卷㈠第九十七至九十九頁），復有斗六市公所分別於八 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及十二月四日，致函臺灣省政府及雲林縣 政府請求補該工程之函附卷可按（見上訴卷㈡第一0三、一0 六頁），益證被告乙○○之變更比價廠商，實有迫切之正當 原因。又「振源土木」、「振合土木」、「景翔土木」三家 之負責人李鴻榮、李銘洲、張炯崧，在前次審判偵查中固均 稱被告等並未向伊等查詢有無投標之意願云云；惟證人李鴻 榮、李銘洲均已證稱：不一定有投標之意願，及所包工程確 有轉包之情形，已如前述，且通知比價廠商與否復非被告乙 ○○、甲○○之職責，是縱各該證人就本件工程有承包之意 願，然考前述本件工程之急迫性，亦不影響於未詢問各該證 人有無施作意願前，被告乙○○即依被告甲○○建議更改比 價廠商，自有其正當性。
(五)同案被告石漢通於前次審判八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之調查站筆 錄固記載：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當天上午九時許，其在斗 六市公所工務課，由課長周振德手中接獲本件工程比價通知 函稿，為了確定該通知函稿上預定之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開標日是否更改，乃持該通知函稿詢問技士甲○○，甲○○ 即表示市長所指定之「振合」、「振源」、「景翔」三家廠 商有問題，隨後甲○○即持該函稿前往市長室請示市長，約 二十分鐘後甲○○將已更改之通知函稿交其並告以「鳳文要 做，他等一下會來領標」，其隨即製作「宏文」、「富繼」 、「陞鑫」等三家比價通知函及標單，約於當天上午十時左
右，甲○○即再詢問其「鳳文有無前來領取標單？」，經其 答以「尚未前來領取」，甲○○即要求其以電話通知鄧鳳文 前來領取標函，其即依甲○○之指示，僅通知「宏文」土木 包工業一家等語（見偵字第2131號卷第五十七、五十八頁） ，然部分無證據能力，詳如前述。又為石漢通於歷次偵審中 所堅詞否認，並稱：其當時係供稱甲○○說「宏文」（鳳文 ）他們要做，等一下他們會來領標，並叫我打電話給「宏文 」他們三家，且問我「宏文」他們有無來領標，我也有打電 話給「宏文」他們三家，告訴他們來公所領標等語；復據證 人即與被告甲○○、石漢通同辦公室之魏秀琴、李新謀、李 新謀等，分別在前次審判上訴審及更審一致證稱：「印象中 甲○○他有大聲叫說廠商有否來領標，他是坐在坐位上叫的 ，他們二人同一辦公室相對，距離約十公尺，是說宏文那些 廠商是否來領標，並非指一家」、「甲○○在位子上，他叫 得很大聲說宏文那些包商是否有來拿，石漢通說沒有」、「 在印象中是甲○○與石漢通二人坐在同一辦公室，我坐在石 漢通隔壁，甲○○在位子上叫得很大聲，說宏文那些包商是 否來拿，石漢通說沒有」等語屬實（見上訴卷㈡第二十至二 十三頁、更三卷九十五年二月九日筆錄）；況涂文昌之父涂 三元於前次審判第一審結證供稱：有接到斗六市公所打來電 話叫伊兒子去領標單（見第一審卷第一三六頁）、王賀東之 妻王高淑桃於前次審判更審時亦證稱：有接到斗六市公所打 來電話去領標單（見更二審卷㈠第一四三頁），且斗六市公 所並於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以85斗六市工字第4799號函通 知「宏文」、「富繼」、「陞鑫」三家廠商參加比價，有該 函附卷可按（見偵字第1912號卷第四十四頁），益證調查筆 錄記載「僅通知宏文土木包工業一家」云云，核與事實並不 相符。從而被告甲○○在調查站供稱：有詢問石漢通「鳳文 他們有無來領取」，繼在偵查時供稱：其並非對石漢通說「 鳳文要做，等一下鳳文會來領」，而係說「鳳文他們會來領 」，石漢通誤會其意，以為係指「宏文」一家各語，洵屬有 據。
(六)「宏文土木」曾多次參與投標斗六市公所之工程，此觀之雲 林縣斗六市公所工務課工程發包承辦案件登記簿可明（見偵 卷㈢第十一至十四頁）。而本件工程金額不大，項目不多， 衡情基於專業經驗估算工程價額應所差無幾，再參諸同案被 告鄧鳳文在前次審判調查站供稱：「我承攬上述工程得標金 額三百三十萬元，乃經我本身所核算，非石漢通或公所相關 人員透漏底價給我」（見偵字第1948號卷第二十七頁），繼 在前次審判上訴審及更二審供稱：「我依押標金三十五萬元
，一般是一成，則總價額約三百五十萬元，我扣除設計費才 寫三百三十萬元」（見上訴卷㈡第六十四頁、更二卷第一０ 八頁），足認系爭工程「宏文土木」以與底價相同之三百三 十萬元價額得標，尚與經驗法則無違；況本件苟有官商勾結 ，為避嫌應不致愚至與底價相同之價額投標，始符常情。公 訴人上訴意旨指摘鄧鳳文所言，純係迴護被告二人之詞，不 可採信云云，要不足取。而公訴意旨於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 條（六）中雖分析開標結果之四種可能性，其中②三家廠商 投標價均高於底價，「宏文土木」雖為相對最低價，仍遭廢 標之情形，而本件「宏文土木」以工程底價相同之三百三十 萬元得標，陪標之「富繼土木」、「陞鑫土木」分別以高於 底價之三百三十三萬元、三百三十四萬元落標，非屬四種可 能情形之任何一種，僅單純依憑本身之計算，而能以如此精 確之投標金額得標之可能性，未免過巧合，若謂鄧鳳文事先 對於底價之概數毫無所悉，顯難置信，倘未事先洩漏底價概 數予鄧鳳文知悉，任令其逕自計算決定「宏文土木」及另二 家陪標廠商之投標之金額，難保不會出現上述②三家廠商投 標均高於底價，「宏文土木」雖為相對最低價仍遭廢標之情 形。查系爭工程之開標結果是第五種可能性，即一家廠商（ 宏文土木）投標價與底價相同，其餘二家陪標廠商均高於底 價，惟認為若無圍標情事，正常開標結果亦有可能發生第六 種情況，亦即三家投標廠商有二家投標價與底價相同，其餘 一家投標價低於底價得標之情形。蓋此等經常參與公共工程 投標之廠商，多有豐富投標經驗，在不知底價之情況下，理 應有自成一套計算方式，讓其得以低於底價而最接近底價方 式得標，並無可能漫無目標，隨意猜測底價，讓自己落標之 境地，因此同時有二家廠商投標價與底價相同，此機率雖極 少，但也非絕無可能，同理在有「假比價、真圍標」之情況 下，本件第五種開標結果發生投標價格與底價相同，要無足 為奇，況第五種開標結果與公訴意旨所分析之四種情況，著 實難以比較何者出現之機率較低，縱謂第五種開標結果在不 知底價時出現之機率較低，然既非絕無可能，自不能將其排 除在外。何況「底價概數」終非底價，僅洩漏底價概數能否 謂等同洩漏底價，而得以該罪相繩，非無疑義。再者，倘被 告等僅將底價概數洩漏予鄧鳳文，但底價三百三十萬之概數 ，究竟係以何種方式洩漏，並未見公訴人有所說明，實不知 其意，倘乙○○、或甲○○向鄧鳳文透漏謂：系爭工程之底 價約三百三十萬元之間（暗示底價在此金額之上或下），則 鄧鳳文非無可能依據此訊息判斷底價比三百三十萬元多一點 ，例如判斷底價為三百零一萬元，投標價為三百零二萬元，
相較為其餘二家陪標廠商，雖係相對低價，但仍屬高於底價 ，亦會發生廢標之結果；若謂「底價概數」係三百三十萬元 以下之意，鄧鳳文仍然不知實際底價為何，當然不可能將投 標價寫為三百三十萬元，而為了順利得標，勢必儘量在三百 三十萬元以下之範圍書寫投標金額，如此則壓縮到鄧鳳文承 做系爭工程之利潤，亦不合理。於此，殊難理解乙○○或甲 ○○何必如此迂迴跟鄧鳳文玩此近似猜謎的遊戲。準此，公 訴意旨認乙○○或甲○○洩漏系爭工程投標之底價予鄧鳳文 ，要屬臆測。從而，要不得僅因被告乙○○於八十五年二月 二十六日短短之二十分鐘內，將原比價廠商變更為「宏文」 等三家，及被告等未向「振源土木」、「振合土木」及「景 翔土木」廠商查詢有無投標意願，暨本件工程得標金額與底 價相同等情，即遽認被告乙○○、甲○○洩漏系爭工程投標 之底價概數予鄧鳳文知悉犯行。
(七)系爭工程於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許，由工 務課課長周振德主持開標，被告甲○○負責開啟投標封，審 查廠商之證件是否齊全，有無符合投標資格，於開標證件封 審查記載是否符合，並於審查意見欄為填載，及發還保證金 予未得標之廠商等情，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被告甲○○在 前次審判調查站調查時所供稱：「我認識宏文土木負責人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