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96年度選上更(一)字第1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乙○○
丙○○
上列2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簡燦賢律師
吳秋樵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94年度選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95年6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94年度選偵字第7、13、16、19
、25、26、41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丙○○部分均撤銷。
乙○○共同連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及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褫奪公權叄年，減為有期徒刑玖月，褫奪公權壹年陸月。
丙○○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及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處有期徒刑拾月，褫奪公權貳年，減為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叄佰元即新台幣玖佰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壹年。
事 實
一、乙○○係花蓮縣第16屆第5選區平地原住民縣議員候選人， 丙○○則為乙○○之妻，2人為求乙○○順利當選，竟共同 基於賄選之犯意聯絡，計劃以交付賄賂及不正利益予具有投 票權並兼具選民票源基礎之「樁腳」，除充為該「樁腳」自 己之投票權許以支持乙○○之賄賂及不正利益外，兼求其等 透過個人之關係、影響力，拉攏具有投票權之選民支持乙○ ○，以達「綁樁」之目的。其等賄選行為分敘如下：（一）乙○○、丙○○2人基於上開計劃，於民國94年7月16日晚 上7時許，委由花蓮市國福里主布部落頭目黃德勇（所涉 投票行賄部分，業據原審蒞庭檢察官以證據不足，當庭減 縮此部分犯罪事實），召集具鄰長或部落幹部身分之林德 鳳、何阿坤、鄭勝富、陳俊雄、朱振宮、黃萬祿等人，在 花蓮市四維高中附近之「崧園小吃店」，除由丙○○支付 該次餐費新臺幣（下同）6,000元，而以免費招待餐飲之 方式交付不正利益外，席間並由丙○○取出事先與乙○○ 共同備妥，而以牛皮信封袋每只內裝3,000元之賄賂，發 放予在場飲宴之黃德勇、林德鳳、何阿坤、鄭勝富、陳俊 雄、朱振宮、黃萬祿等人（此部分前開之人均經判處有期
徒5月，褫奪公權2年確定），除尋求渠等本身之支持外， 更要求渠等協助拉攏具有投票權之選民支持乙○○，渠等 則均表示支持乙○○，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二）嗣乙○○接續上開賄選之概括犯意，於同年8月間某日晚 上，由乙○○在花蓮市民享里球崙部落聚會所（位於花蓮 市○道路○○街洋酒店旁），召集楊金池（起訴書誤繕為 楊清池）、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等人（前開之人均 經判處有期徒刑5月，褫奪公權2年確定），以「工作事務 費」為名義，實際係為賄選，而交付每人5,000元之賄款 ，除尋求渠等本身之支持外，更要求渠等協助拉攏具有投 票權之選民支持乙○○，渠等亦均承諾表示支持乙○○， 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
（三）乙○○復基於上開賄選犯意，續於同年8月底某日，在花 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新部落（嘉新社區活動中心），召集 林阿春、陸惠光、陳亞侖、王健市、林月丹、黃信發、林 湧財等人（前開之人均經判處有期徒刑5月，褫奪公權2年 確定），同以「工作事務費」之名，而實際則為賄選之實 ，分別交付每人3,000元之賄款，除尋求渠等本身之支持 外，更要求渠等協助拉攏具有投票權之選民支持乙○○， 渠等亦均表示支持乙○○當選縣議員，而許以投票權為一 定之行使。
（四）乙○○復基於上開賄選犯意，再接續於同年8月底某日， 在花蓮市○○路○段乙○○土地代書事務所內，召集張金 妹、林秀妹、楊美英、張麗美、黃美珠等人（前開之人均 經判處有期徒刑5月，褫奪公權2年確定），同以「工作事 務費」之名，而實際則為賄選之意，交付每人3, 000元之 賄賂，除尋求渠等本身之支持外，更要求渠等協助拉攏具 有投票權之選民支持乙○○，渠等亦均表示支持乙○○當 選縣議員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
（五）嗣經於同年10月18日，在乙○○住處臥房保險箱內，查獲 記載支出賄賂及不正利益之進貨簿乙本（另當場所扣得之 現金1,000,000元部分，未有證據認定與上開犯罪事實有 關），始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追加起訴暨移送併案審理。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爭執
一、本件被告及辯護人對證據能力之意見：
（一）本件收受賄賂之共犯朱振宮、陳俊雄、王明珠、詹阿盛、
黃德勇等人於調查站所為之供述，原審於準備程序中並未 詢問被告或辯護人對其等證據能力之意見，逕於判決中引 用作為被告等不利之證據，於法有違。且依刑事訴訟法第 273條第1項第4款規定，法院應於準備程序詢問被告及辯 護人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原審於準備程序中未依法詢問 被告及辯護人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程序上已有重大瑕疵 ，反於判決時，以被告及辯護人未為聲明異議，作為採證 審判外陳述之理由，違誤明確，前審引同法第159條之5第 2項認定視為被告及辯護人同意作為證據，惟準備程序進 行乃屬審判長之職權，該條視為同意情形，應在準備程序 中就應行詢問事項為詢問後，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 議時，始有適用。
（二）證人及共犯在調查站所為有利被告2人部分有證據能力。（三）查扣之帳冊、相片等與本件認定事實無關，故不具關連性 ，無證據能力。
（四）且傳聞證據視為有證據能力於二審係得再行爭執，此有最 高法院判決可查。揆諸共同被告大抵均為原住民，對司法 程序之畏懼，遇事只求儘快擺脫司法機關，是以在調查站 詢問時，因恐懼及其他無知之事項，而配合司法機關之心 態不待言諭，渠等於調查站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均不 宜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故均無證據能力。
二、檢察官對被告乙○○在本院前審提出之競選經費帳冊、支出 帳目、光碟以及照片等證據，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前審卷 第187頁），本院審核其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故上開證據 具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指稱本件查扣之帳冊與本件認定事 實不具關連性故無證據能力部分，該項文書證據係在被告住 處查獲，被告並承認為其所製作，且作為認定被告支出項目 之資料，自與本案具有關連性，有證據能力。另辯護人雖曾 主張卷附照片因無關連性，無證據能力云云，惟其先後主張 不一，且照片係由其等提出，檢察官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 顯然該項主張有誤，依上開所示，卷附相片仍具證據能力， 併予敘明。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 ，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
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 案被告及同案被告相互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對其餘被 告而言，性質上仍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原 則不得為證據。惟當事人及辯護人對共同被告之陳述若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且經審酌該言詞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並無不適當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共同被告於警詢或 偵查中之陳述具證據能力，先予敘明。本件被告乙○○及丙 ○○在本院針對被告乙○○、丙○○以外之人在調查站所為 之陳述，均主張屬於傳聞證據，對其等不利部分皆無證據能 力部分，雖原審於筆錄之記載在準備程序時就證據能力部分 疏未詢問，惟依筆錄記載，被告2人於原審既委任辯護人， 且該等共同被告之證詞，在原審審判程序時既均經法院提示 ，被告及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原審於判 決時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視為被告同意 做為證據尚難認程序上有何違誤（參以刑事訴訟法第279條 規定，受命法官雖得於準備程序處理證據能力之意見，惟於 審判期日進行亦未違反任何規定，不能因此認該項程序之進 行有違誤）。
四、至被告上訴後就其於原審未爭執部分再行爭執其證據能力， 基於刑事訴訟法並未限制於事實審再次爭執證據能力之規定 ，且基於保障被告權利，被告自得於本院就其於原審未表示 意見之證據能力為爭執。本件被告及辯護人並未對共同被告 於偵查中之供述主張無證據能力，且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第2項之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之供述有證據能力 。而被告及辯護人所稱被告以外之人於調查站中對其等有利 部分不爭執證據能力部分，參以其等僅特別就同案被告朱振 宮、陳俊雄、王明珠、詹阿盛及黃德勇於調查站所為之供述 提出意見，其他同案被告部分顯並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審核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 況，且認與本件認定事實有關，故認除下列爭執部分外，其 餘證據均有證據能力，附予敘明。以下則就被告於本院爭執 之證據能力認定如下：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 規定者外，不得做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 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 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 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 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
9條之1第1、2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依上揭條文 文義觀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均 得為證據 (即有證據能力，非指證明力)；於偵查中向檢 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亦得為證據 (有證據能力)；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 以其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 所必要，得為證據 (亦係指證據能力之規定，並非指證明 力）。此係因現行刑事訴訟法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 採納英美法制傳聞法則之精神，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向法官所為之陳述、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及於警 詢時之陳述，本均屬傳聞證據，依傳聞法則，原則均無證 據能力，係因立法者分別不同陳述情狀，以「被告以外之 人於法官面前所為陳述」在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確定保 障之情況下所為，故有證據能力得採為證據。而檢察官代 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等權 限，且於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 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即 違背其陳述之任意性，故可信性極高，乃例外設定其具備 非顯不可信之要件時，得為證據 (有證據能力)；而被告 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是否具備非顯不可 信之要件而具有證據能力，亦應就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中，及在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之外部附隨環境或條件，比 較判斷，並非二者有不一致，即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均不具證據能力，否則即將證據能力及證據證明力 混淆，且完全否定審判外所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而偽證 罪之處罰規定亦將成為具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 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 問，而其陳述與先前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調查中所為陳述不符時，依法條文義，上列審判外陳述 所設「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之條件，應依審判中及審 判外各陳述外部附隨之環境或條件，比較前後之陳述，以 決定何項陳述具有較可信之情況，而為證據能力之認定， 亦非一有不一致，即完全否定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先予 敘明。
（二）本件被告等人及辯護人對檢察官所提出之： ①同案被告朱振宮於調查站所為之供述。
②同案被告陳俊雄於調查站所為之供述。
③同案被告王明珠於調查站所為之供述。
④同案被告詹阿盛於調查站所為之供述。
⑤同案被告黃德勇於調查站所為之供述。
等證據，認均係屬傳聞證據，並未具有特別可信性，且為 認定犯罪之必要，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及之2規定之 適用，即無證據能力，不得採為證據。
（三）茲就上揭供述筆錄之證據能力分述如下： ⑴被告於警詢之筆錄，就其等自身而言，並非審判外之供述 ，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傳聞證據適用，僅係其供 述證明力之判斷；至對其他被告而言，仍屬傳聞證據。且 就同一案件中，因共同被告就其自身供述並無傳聞法則之 適用，而該供述就其他被告而言，因適用傳聞法則，可能 認該項供述並無證據能力，就證據能力而言，顯然係分裂 適用，此係因每一被告就證明其犯罪之證據均係個別認定 ，然而檢驗該項傳聞證據是否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之法律特別規定，是否符合同法第159條之2第2項之特別 可信性時，則引用同案被告之供述，以檢驗其是否具有證 據能力，應係屬可採之方法。又並非該項證據具有證據能 力，即具有證據力，得以證明待證事項，如同案被告或證 人於警訊或偵查之供述縱認有證據能力，並非其所述全部 均得採信，仍需比對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其他查獲之證 據資料後，再依經驗法則，以認定其證據力。
⑵上開同案被告朱振宮、陳俊雄及黃德勇等人於調查站之筆 錄，具有證據能力，其理由如下─
①本案被告以外之人在調查站中所為陳述中，對於從被告 丙○○處收受款項之事實均陳述明確，同案被告朱振宮 、陳俊雄及黃德勇等人於調查站之供述互核一致，且於 偵查中均仍為相同之供述，係於原審準備程序時方統一 口徑改稱收受之款項為工作事務費，而被告2人就交付 款項及餐會之事亦均坦承，僅對交付款項之人、用途為 工作費用或賄選、餐會目的及地點有所爭執，足證上開 被告以外之人於調查站之供述應未經污染，係較符合事 實。
②至共同被告等人於本院前審陳稱上開供述並非基於自由 意志所為，並指稱遭到恐嚇的情節是指突然間訊問遭到 驚嚇，調查人員以如不承認要處以重刑等等（本院前審 卷第186頁），但所謂自白非出於任意性，須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之要件，在訊問過程中，對於受訊 問人分析法律效果，或因至陌生地點接受攸關身體自由 之訊問所產生心情上不安狀態，尚難認定符合非任意性 要件。
③再參以上開被告以外之人及當日到場參與之人均未曾提 及當日工作內容及分派，核與上開共同被告等供述均相
符。故不論就其供述內容，或供述時之外部情況，均未 顯示上開之人於調查站之供述有何反於真實之情形，顯 然其等於調查站中之供述具有特別可信之情形。至其等 事後於原審審理中作證，既已因時隔甚久，並有互相討 論以為對己有利之供述，即其證詞受污染之可能性增加 ，故其證述內容與警訊（即調查站）時不一致，尚無法 認其於調查站之供述即有何不可信之情形。故上開證人 於調查站中之供述，參以其他證人證述之內容及證人其 等製作筆錄時並無顯然不合法之處，其等陳述之可信性 應已受擔保，應認其於警訊時之供述，具有特別可信性 ，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必要，而有證據能力。
④況本院審酌傳聞證據旨在保障被告在審判程序中對於證 人之詰問權，落實訴訟法上直接審理原則，原即非係絕 對性法則，在已充分保障被告詰問權，並落實直接審理 原則情形下，上開之人於調查站之供述認具有證據能力 。
⑶至上開同案被告王明珠、詹阿盛等人於調查站之筆錄不具 證據能力。被告否認其等於警訊供述之證據能力，而同案 被告王明珠、詹阿盛於調查站之供述與被告不同，且核與 當時在場之舞蹈團部分成員楊鳳玉等人供述不同，亦非證 明被告乙○○、丙○○等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故認無證 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一）同案被告黃德勇、朱振宮、黃萬祿、林德鳳、何阿坤、鄭 勝富、陳俊雄於花蓮縣第16屆第5選區平地原住民縣議員 選舉中，均為有投票權之人，業據渠等自承在卷，並有渠 等之個人基本資料各乙紙在卷可稽。足以證明被告乙○○ 、丙○○行賄對象確係具有投票權之人。
（二）扣案記載上開支出之進貨簿乙本，核與被告乙○○、丙○ ○及收受者即同案被告黃德勇等7人於原審供述之於94年7 月16日交付被告黃德勇、朱振宮、黃萬祿、林德鳳、何阿 坤、鄭勝富、陳俊雄各3,000元並免費招待渠等至崧園小 吃店用餐之詞相符，堪以認定被告乙○○及丙○○2人確 有共同行賄之犯行。
（三）同案被告黃德勇於調查站及偵查中之供述。其供稱被告乙 ○○、丙○○2人於當日確有提供免費餐宴及發放3千元賄 款，且於現場並未曾提及此款項為工作事務費之事實。足 以證明被告2人共同賄選之犯行。
（四）同案被告鄭勝富於調查站及偵查中之供述。其原供稱並未
收受工作事務費，亦未參與討論等語。足以證明被告2人 所稱之「工作事務費用」係事後所提，並非事實。（五）同案被告陳俊雄於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訊問時之供 述，足以證明被告乙○○並未提及工作之事，其等事後辯 稱之工作事務費顯係事後卸責之詞。
（六）同案被告朱振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足以證明被告丙 ○○當日確有交付3千元賄款，且並無討論工作之事。（七）綜上所述，被告2人以免費招待餐飲之不正利益，並交付 賄款3千元，而要求具有投票權之朱振宮等人支持，並得 其等承諾許以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罪事實堪以認定。二、犯罪事實（二）至（四）部分：
（一）同案被告楊金池、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林阿春、 林湧財、陸惠光、陳亞倫、林月丹、黃信發、王健市、張 金妹、陳美英、黃美珠、張麗美、林秀妹等人，於花蓮縣 第16屆第5選區平地原住民縣議員選舉中，均為有投票權 之人，業據渠等自承在卷，並有渠等之個人基本資料各乙 紙在卷可稽。足以證明被告乙○○行賄對象確係具有投票 權之人。
（二）又被告乙○○於犯罪事實（二）至（四）所載時地分別交 付被告楊金池、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等人各5,000 元；被告林阿春、林湧財、陸惠光、陳亞倫、林月丹、黃 信發、王健市、張金妹、陳美英、黃美珠、張麗美、林秀 妹等人各3,000元等情，業據交付者即被告乙○○與收受 者即被告楊金池、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林阿春、 林湧財、陸惠光、陳亞倫、林月丹、黃信發、王健市、張 金妹、陳美英、黃美珠、張麗美、林秀妹等人於警詢、偵 查及原審審理時自承不諱，且互核相符，並有記載上開支 出之進貨簿乙本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叄、被告辯解及本院認定之理由：
一、被告乙○○、丙○○固不否認被告乙○○曾交付3, 000元予 被告黃德勇等7人收受，並招待至崧園小吃店用餐，及曾交 付5,000元予被告楊金池、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等人 收受，亦曾交付3,000元予被告林阿春、林湧財、陸惠光、 陳亞倫、林月丹、黃信發、王健市等人收受，曾交付3, 000 元予被告張金妹、陳美英、黃美珠、張麗美、林秀妹等人收 受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有何投票行賄之犯行，皆辯稱：被告 乙○○所交付之3,000元、5,000元、3,000元或1, 000元（ 王明珠及詹阿盛部分）係工作事務費，而非賄款，惟辯稱：（一）犯罪事實（一）之款項係在同案被告黃德勇家中發放，且 係被告乙○○於討論工作項目後交付，並非賄款。
（二）被告乙○○參加花蓮縣第16屆第5選區縣議員選舉，因縣 長、鄉鎮市長合併選舉，故工作人員極難尋覓，尤以被告 乙○○所參加為原住民議員候選人，而原住民工作人員因 專業人員不多，是以必須於選舉前數月即覓妥工作人員。 所有原審認定之收賄對象均屬被告競選時之工作人員，此 觀伊等人數眾多卻無人坦承收賄即明。
（三）被告乙○○為花蓮縣第16屆縣議員第5選區之選舉之宣傳 工作，其宣傳工作分為4組，每組並搭配宣傳車1輛，分別 為Ｕ6-7552由劉瑞安所有並擔任駕駛，Ｕ7-2639為夏文通 所有並擔任駕駛，ＨＱ-1868為林阿春所有並擔任駕駛， Ｕ6-0499 為張金妹所有並擔任該車廣播員，駕駛則由張 金妹之夫高阿慶擔任。並搭載其所分組之成員從事競選工 作，此有宣傳車暨小組成員組織表可參，足以證明被告與 上開表載之成員間，確有勞務關係存在，被告交付渠等之 金錢顯非賄賂，而係「工資」。
（四）被告丙○○部分：其固為被告乙○○之妻，但對選舉事務 只負責記帳工作，並未從事任何選舉活動，遑論有何參與 賄選行為。雖有部分證人證稱其於崧園小吃店發放工作費 ，惟此係不實，應係為免牽扯候選人乙○○方稱被告丙○ ○發放，實際為被告乙○○於黃德勇家中開完工作會議並 完成工作任務指派後，親自發放工作費用，與被告丙○○ 無關，而被告丙○○確有前往「崧園小吃」，惟乃因乙○ ○以電話告知要在「崧園小吃」吃宵夜，方決意前往一同 用餐，該次餐敘嗣後由被告丙○○付款，惟被告丙○○並 未有任何交付賄款之行為。
（五）至被告僱用共同被告等人數是否合理，是否須要限制人數 ，有無須要登記？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1項 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 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 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對價，以及 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 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意思表示，乃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 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標權之行使或不行 使，被告乙○○交付金錢是否行賄之對價前審並未加以闡 述，反越俎代庖，對助選人員是否應行登記，是否不當僱 用大量文宣人員，競選活動的花費也都必須按照實際項目 支出，而更必須在帳冊中依照一般會計原理詳細記載各種
收入、支出，以備查核等屬於選舉委員會稽核之事項，況 花蓮原住民選區遼闊偏遠，僱用20餘人作為工作人員，是 否屬「大」本即見仁見智，大抵工作人員工作吃重，尚需 沿街催票，到處造勢等，工作人員非維持一定數額難以勝 任。
（六）被告乙○○所提出競選活動帳冊、領取工資之人簽收資料 ，是否足以證明該等人員是領取工作費用，而非賄選對價 ？被告所提出該帳冊，確為日記帳及分類帳，其目的是作 為另提出所有工作人員簽領工作費簽單之佐證資料，證明 該等工作人員不獨具領工作費用，且在分類帳、日記帳上 也有支出之記載，前審只提帳冊不足採信，對所有工作人 員親自簽名，上載金額、工作項目、應領金額、實領金額 等之領款簽單，恝置不論，就上稱具領工作費用之簽單、 帳冊等，於前審檢察官亦同意作為證據，惟竟捨其中簽單 不論，勢難窺全證據之貌。
二、經查：
（一）被告乙○○、丙○○2人對曾經提供餐飲及交付款項給黃 德勇等共同被告之事實並不爭執，僅被告乙○○辯稱上開 款項並非被告丙○○交付，被告丙○○亦辯稱未交付上開 款項予前揭之人云云。惟參以同案被告朱振宮、黃德勇等 人於調查站及偵查中之供述，均足以證明被告2人提供免 費餐宴之後發放3千元，既並非在同案被告黃德勇家中交 付，亦係由被告丙○○交付，並非被告乙○○交付，此亦 經同案被告黃德勇於偵查中經具結後證述綦詳（見94選偵 字第7號，第11頁），按之常理，以被告2人與證人黃德勇 之熟識程度，當不可能誤認係被告丙○○交付上開款項， 且有無在其住處開會，問題明確，更不可能誤認，其證述 並經具結，堪信證人黃德勇於偵查中之供述實在，則事後 改變供述內容，顯係為附合被告2人等事後辯稱所交付款 項係「工作事務費」之詞所為，惟參以收受上開款項之人 並非僅一人，其等既均指稱係被告丙○○交付3千元及付 款，而被告2人就付款部分亦坦承在卷，顯然其事後所辯 不足採信。基此更足以推認被告乙○○辯稱之「工作事務 費」及同案被告朱振宮等人於原審改稱係「工作事務費」 之詞，均係為附和被告2人嗣後辯解所為，顯係事後串供 之詞，其等此部分所述均顯有不實。
（二）本件最重要之爭點在於被告丙○○所交付之3千元，及被 告乙○○所交付之5千元、3千元係工作事務費或賄選之對 價。本院依下列證據，認定被告丙○○所交付之上開款項 並非工作事務費，而係賄款，且收受上開款項之人亦因而
許以投票權之一定行使，茲論述如下：
１、證人黃德勇於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訊問時供稱：我 是國福部落頭目，目前在花蓮縣衛生局擔任司機，於94年 7月16日有至崧園小吃店用餐，是乙○○打電話要我去的 ，乙○○在席間有拜託我、陳俊雄、林德鳳、鄭勝富、朱 振宮等人縣議員選舉支持他，並拜託參加飲宴者支持他； 席間我看到乙○○的太太（按即被告丙○○）拿出一疊信 封輪流傳遞給參加飲宴者，乙○○的太太發信封給每個人 沒特別說什麼，只有乙○○拜託大家支持參選縣議員，我 沒有收到信封等語（見94年選他字第18號卷第123至133頁 ）。於檢察官複訊時並結證稱：我與乙○○因為是親戚， 所以有幫他助選；我不知道丙○○為何發信封，在場的人 都安靜的收，沒有人問用途；當時乙○○沒請大家支持， 他是之前就向大家表示要選縣議員請大家支持，大家的反 應有說「好啊」等語（見94年選他字第18號卷第134至137 頁）。繼於原審羈押訊問時供稱：當天在崧園小吃店是乙 ○○的太太拿紙袋出來，我傳給其他人而已，當場我傳給 朱振宮、陳俊雄、鄭勝富等人，在場之人都有拿，但我沒 有拿，因我是義務幫忙，選舉期間不用給錢等語（見94年 選他字第18號卷第156至158頁）。嗣於羈押禁見後，檢察 官訊問時仍結證稱：3,000元的紙袋是丙○○在崧園小吃 店拿出來傳的，我們大約是7點到崧園小吃店吃晚餐，我 到崧園小吃店之前在家裡，沒有客人到我家，乙○○為了 此次選舉沒找幹部開過會，我不知道3,000元作何事用等 語（見94年選偵字第7號卷第11頁）。觀其上開所述，從 未提及與被告乙○○等或其他共同被告曾在其住處開會之 事，甚且極力撇清自己曾收受3,000元。雖於原審準備程 序中改稱：我是平地原住民，我具有花蓮縣第16屆第5選 區平地原住民縣議員投票權，我於94年7月16日下午7時30 分在我家舉行幹部會議，幹部會議晚上9點結束後，乙○ ○就親手發給每一位幹部3,000元，我也有拿到3,000元， 當天林德鳳、何阿坤、陳俊雄、鄭勝富、朱振宮、黃萬祿 有到我家開會，陳阿水、黃進財、徐文賢當天並未在場， 因為當天有些人表示肚子餓，臨時決定到附近崧園小吃店 吃宵夜，餐畢我沒有付錢，我也不曉得誰付錢。我第一次 在調查站製作筆錄時所述不實在，因為當時很緊張、害怕 ，所以口誤亂講話，調查站人員沒有施以強暴脅迫等行為 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2-213頁）；而於原審審理時經轉 為證人身分時結稱：我在檢察官訊問時所述不實，7月16 日我邀集林德鳳等六人在我家討論競選工作內容，開完會
後，乙○○親自發放3,000元給我們七人，不是丙○○從 紙袋拿3,000元出來由我轉交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86-290 頁），與其先前所述大相逕庭，雖辯稱其中轉折係因偵訊 中緊張、害怕故所述不實，然其亦自承調查員、檢察官未 對其施以強暴脅迫等語，惟參以證人於調查站及偵查中經 多次訊問，其內容均一致，未曾有不同之處，且歷經傳喚 、羈押均未更改其證詞，若事實果如其於原審所述，根本 無行賄、受賄之事，其豈可能未於案發之初即吐露實情， 何需杜撰事實而經羈押禁見？據此，可知其於調查站及偵 查中所述當為實情，嗣後改口稱於94年7月16日晚間在其 住處開會乙節，應係事後為附和被告乙○○及丙○○之說 詞，為將所收受之3, 000元合理化為工作事務費之卸責之 詞，其嗣後所辯不可採。
２、同案被告朱振宮於警詢中供稱：我有參加崧園小吃店餐 敘，僅喝幾杯酒就離席，當日是黃德勇召集，我是幹部 所以有參加；乙○○太太在崧園小吃店餐敘席間拿出一 疊信封，是由黃德勇私下塞給我，黃德勇告訴我是加油 錢，我回家打開後才知道是3,000元。我想席間每人都 有收到該信封，包括陳俊雄、林德鳳、鄭勝富、黃萬祿 及其他不明之人；黃德勇拿信封給我時告訴我是加油花 用，直至我離席時他都未提到支持乙○○的事等語（見 94年選他字第18號卷第115至118頁）。繼於檢察官複訊 時供稱：94年7月16日我有至崧園小吃店吃飯，因我是 鄰長，黃德勇打電話要我過去，現場有黃德勇、黃萬祿 、林德鳳、鄭勝富、陳俊雄、何阿坤等我認識的人；我 去比較晚沒在場看到乙○○夫婦，我坐約10幾分鐘就離 開；黃德勇在飯桌上塞給我一個信封說是加油錢，我沒 繼續問就繼續喝酒，我回家交給太太才知道是3,000 元 ；我沒看到黃德勇交給在場其他人信封；我有問隔壁的 人有無收到，黃德勇說不要講了，知道就好。乙○○沒 講清楚，但我們都知道應該是為了選舉的事，因為黃德 勇跟乙○○很熟等語（見94年選他字第18號卷第119 至 121頁），就上開款項係被告丙○○交付之事實指述明確 ，亦均未提及任何有關前往被告黃德勇住處開會之事。詎 於原審準備程序中竟改稱：我是平地原住民，我有第十六 屆平地原住民縣議員投票權，我在94年7月16日晚上有到 崧園小吃店吃飯，我沒有付款，我印象中當時去吃飯的人 除了陳阿水與徐文賢外，其餘黃萬祿、林德鳳、黃進財、 何阿坤、鄭勝富、陳俊雄都有到場吃飯，因為我們七人是 乙○○競選幹部，我們是他第十四、十五屆競選幹部，當
天情況是：當天晚上約7點半的時候，我們七人到黃德勇 家裡開會，乙○○也在場，並宣布我們工作人員要如何作 ，他要我們插旗子、製作看板，造勢活動我們要到場協助 、服務處成立要我們幫忙，當乙○○宣布完協助事項後， 乙○○就當場發3,00 0元給我們，但是因為當天黃進財慢 到，所以他沒有拿到3,000元，也沒有去崧園吃飯，當天 我拿到的3,000元是用信封包起來給我的，乙○○拿給我 的時候跟我講這3,000元是工作事務費，給我拜票的加油 錢、抽香菸、吃檳榔用的，開完會後因為很晚了（約10點 左右），所以我們就到崧園吃宵夜，但是我們都喝酒醉了 ，不知道何人買單等語（見原審卷一212、213頁）。觀諸 其上開供述，就單一事實經過，竟前後供述矛盾相左，顯 見其於原審改口稱於94年7月16日晚間在黃德勇住處開會 乙節，應係事後為附和其餘被告，為將所收受之3,000元 合理化為工作事務費之卸責之詞，並無可採。
３、同案被告鄭勝富於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訊問時供稱 ：94年7月間我沒有至崧園小吃店聚餐（見94年選他字第 18號卷第167至171頁）。於檢察官複訊時結稱：94年7月 16日我沒有至崧園小吃店聚餐，沒有收到丙○○給我裝有 3,000元的信封（見94年選他字第18號卷第198頁）。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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