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上更(一)字第583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張 權律師
陳雅珍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89年度重訴字第17號，中華民國91年5月23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89年度偵字第8153號）提
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未遂，累犯，處有期徒刑捌年，扣案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貳拾貳包（淨重貳拾壹點捌玖捌公斤）沒收並銷燬之，扣案藍色行李箱壹個、塑膠袋貳拾貳只、SAGEM行動電話壹只（內有0000000000號SIM卡壹個）、車票壹張均沒收。 事 實
一、甲○○前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300元折算1日確定，於87年5月5日執 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受不詳姓名之成年人所託，與該不 詳姓名之人約定，於89年9月1日凌晨5時40分至6時間，在臺 北市○○區○○路1段68號「尊龍客運承德站」前，由該不 詳姓名成年人交付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予甲○○，由甲○○ 負責運輸至高雄，甲○○即與該不詳姓名之成年人基於共同 犯意聯絡，於89年9月1日上午5時5分許，在基隆市○○路18 號之「尊龍客運基隆站」購買89年9月1日凌晨6時至高雄之 車票1張，搭乘由不知情之簡福雄駕駛小巴士轉乘至臺北， 於同日凌晨5時40分許，抵達位於臺北市○○區○○路1段68 號之「尊龍客運承德站」，即由該不詳姓名之成年人，將內 裝有以塑膠袋包裝22包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淨重21.9公斤 ）及襯衫之藍色旅行箱1只交予甲○○，由甲○○負責將前 揭安非他命以搭乘上午6時之「尊龍巴士」方式運輸至高雄 ，惟於同日凌晨5時48分許，經警巡邏至臺北市○○路「尊 龍客運承德站」前，發覺甲○○行跡可疑予以盤查，而當場 查獲，並扣得內裝有安非他命22包（淨重21.9公斤，取2公 克鑑驗，驗餘21.898公斤）及襯衫（後已滅失）之藍色旅行 箱1只及甲○○所有用以連繫運輸毒品事宜之SAGEM牌行動電 話1支（內裝預付卡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個），致甲○ ○未及運輸至目的地而未遂。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上開時、地經警查獲其附近有一只 藍色行李箱之事實，惟否認有運輸毒品未遂罪行，辯稱：伊 於89年9月1日凌晨先在「尊龍客運基隆站」（即尊榮旅行社 有限公司基隆辦事處，以下簡稱「尊龍客運基隆站」）購買 當日6時到高雄之車票打算到高雄找一位叫「雪子」的女友 ，即於當日凌晨約5時10分搭乘尊龍客運之接駁車至「臺北 市尊龍客運承德站」（即尊榮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德站，以下 簡稱「尊龍客運承德站」），約於5時40分抵達「尊龍客運 承德站」，因為車子還沒有來，伊就先在車站外的紅磚道抽 煙等車，約幾分鐘後就有一名女子過來請伊幫忙看一下行李 ，伊有告訴該名女子伊等一下就要坐車去高雄，但該名女子 說她等一下就會回來，之後她就往伊左邊方向離去，當時該 藍色行李箱離伊有段距離，約5、6公尺，伊都沒有去碰，之 後有二名警察來臨檢，伊有告訴警察行李是那名女子寄放的 ，但警察不信，打開行李箱後發現裡面有二件女用的衣服及 安非他命，因為其中一件米白襯衫袖口有車花紋、另一件米 白毛線衣因為款式的關係，所以伊認為是女用襯衫，並非男 襯衫，但這些東西並非伊所有，至於警察在伊身上查獲的行 動電話雖為伊所有，但伊的電話號碼為0000000000號，並非 電話內之晶片號碼0000000000號，伊想可能是吃中元普渡時 ，電話被朋友借去打，朋友怕電話費算伊的，將電話晶片對 換，之後忘記把電話晶片換回去，所以查獲時伊的行動電話 內才有別人的電話晶片，此電話晶片與伊無關，且當時是站 在騎樓與紅磚道接連之柱子旁，而行李箱是放在慢車道靠近 紅磚道之排水溝蓋處，與伊相距約5、6公尺，並非在伊身旁 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於89年9月1日凌晨5時48分許，在「尊龍客運承德站」 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下稱保安大隊）巡邏員 警謝忠宏、陳怡碩臨檢時，在其旁邊查獲藍色行李箱一只， 經員警謝忠宏當場打開該只行李箱，發現內有以塑膠袋包裝 之白色結晶體22包及襯衫，嗣將該白色結晶體22包送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證實確為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無訛，平均純度約為99%，淨重21.9公斤（毛重22.4公斤） ，取0.002公斤鑑驗，驗餘21.898公斤，有該局89年9月28日 刑鑑字第129607號鑑驗通知書1紙附卷可稽（詳偵查卷第81 頁），顯見行李箱中所查扣之該22包物品，確係第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
㈡員警謝忠宏、陳怡碩當場查獲上開內裝安非他命之藍色行李
箱送回警局後，由該保安大隊員警張瑋負責處理，但當時為 開記者會，並未立即採取指紋，即拿去會場擺放等情，業據 證人張瑋於原審調查中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217頁、第 220頁），翌日員警始在包裝上開安非他命之塑膠袋上採取 指紋，之後送臺北市政府刑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果為：送 鑑可資比對指紋四枚，排除嫌疑犯甲○○指紋後，輸入電腦 比對結果未發現相符者，其餘指紋因特徵點不足無法比對， 此有該局89年9月5日北市鑑字第890210號證物送驗紀錄表、 89年9月22日（89）刑紋字第141088號鑑驗書影本各1紙（詳 偵查卷第82頁）附卷可稽，顯見22包安非他命上並無被告指 紋，惟該藍色行李箱既是在尊龍客運臺北站，由一不詳姓名 之成年人交予被告，被告根本未打開該藍色行李箱，則藍色 行李箱內所裝之22包安非他命上未採得被告指紋，即屬當然 之理，自不能以22包安非他命上未採得被告指紋，遽認被告 未涉案。
㈢至於員警查扣該藍色行李箱時，亦未立即在該行李箱上採取 指紋送指紋鑑定，即隨案移送至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嗣至89年10月9日經由檢察官交承辦員警帶回，始於89年10 月11日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作指紋鑑定，依該 中心函覆結果為「未採獲可比對指紋」，有該中心89年10月 11日嘉字第8962507902號刑事案件採驗紀錄表1份在卷供參 （詳偵查卷第88頁），按被告亦供述並未碰觸到該行李箱， 從而在行李箱上採不到被告指紋，亦屬當然。
㈣再行李箱內之衣物，辦案員警謝忠宏於偵查中證稱：「衣服 樣式是白色衣服，有鈕扣長袖襯衫，看起來是男性襯衫，是 舊的。」，證人陳怡碩證稱：「打開行李箱後，找到一件似 白色舊襯衫及安非他命，我把舊襯衫拿起來往胡某身上比對 ，襯衫尺寸與他身材近似，是一件男性襯衫。」（均見偵查 卷第94頁背面、第95頁背面），警員張瑋證稱：「9月1日查 獲甲○○22公斤移送進所是我處理的，我是當天值班人員， 移送進去的證物，行李箱內有安非他命22包，一件白色襯衫 ，白色襯衫是覆蓋在安非他命上面，是一件男性襯衫，可以 打領帶的，一看就是男性襯衫，襯衫拿到後有在甲○○身上 比對，結果與他的身材近似，後來就把襯衫放在旁邊，因為 當時心想重要的是安非他命，就沒有注意到襯衫，疏忽之下 ，沒有把襯衫放回旅行箱，後來再去找襯衫時，就不知何人 把它整理處理掉了，襯衫有再設法找尋，但找不到了。」等 語（見偵查卷第117頁），另證人即陳怡碩於原審調查中證 稱：「箱子內放安非他命壹包、壹包的，放的很整齊，還有 一件男性穿著的白色襯衫，當場我有把襯衫拿起來，往他身
上比，跟他身材大小一樣，所以我知道是男性襯衫。」（詳 原審卷二第139頁、第140頁），張瑋於原審調查中亦證稱： 「我看到行李箱內有一件白色的襯衫，是類似穿西裝要打領 帶的襯衫，襯衫不知被誰拿出來，我並沒有特別去處理它， 結果事後發現不見了。」（詳原審卷二第217頁），依上開 承辦員警所證，查獲衣物為男性襯衫，則此重要證物本應妥 為保管，以供調查、鑑定之用，然卻於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檢察署前即遺失，致無法提出供法院勘驗、比對，雖本件 因所查獲之安非他命數量甚鉅，而查獲當日媒體亦有報導， 依卷附89年9月1日中時晚報有關於報導本案查獲經過之剪報 影本，其中關於襯衫部分，係記載：「用兩件女用襯衫遮住 大批安非他命」，經原審傳喚負責撰寫該篇報導及拍攝甲○ ○照片之中時晚報文字記者蔡旻岳、攝影記者鄭超文，詰問 有關於記載「兩件女用襯衫」之詳情時，渠二人到庭或證稱 無印象，或證稱並未親眼看到等語，蔡旻岳證稱：「當時去 警局時，有看到報載內容所寫的安非他命及襯衫，是放在角 落，我看到壹包壹包的東西及一只皮箱，這個部分我有印象 ，但衣服的部分，我不太有印象，因為有時我們問問同行的 就走了，就記載女用襯衫的部分，我沒有印象，我寫的這些 報導大部分都是問同行，寫這份報導時，未採訪陳怡碩、謝 忠宏，因我不認識他們。」鄭超文證稱：「我去的時候沒有 看到毒品，只看到被告坐在那裡，我也不知道當時他在做什 麼，沒有看到與毒品有關的皮箱或是襯衫等物。」（詳原審 卷二第221頁至224頁），此篇報紙之登載，因編纂之記者非 親自所見所聞而不具有證據能力。惟被告仍堅稱係2件女用 襯衫，與員警謝忠宏、陳怡碩及張瑋所證述「行李箱內另有 1件男性襯衫」不同，然依被告所述既然尚未碰觸該行李箱 ，則行李箱內放置衣物，當非被告所準備，則究係放置男性 襯衫1件或女性襯衫2件，與本件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即無 審認之必要。
㈤綜上，本件行李箱、安非他命上未採得被告指紋及行李箱內 究放置何種襯衫等情，均與被告所供稱：該行李箱是一不詳 姓名女子在尊龍客運承德站前所託交一詞，並無任何矛盾之 處，核均不影響事實有無之認定。
三、再查：
㈠所查扣之安非他命多達22包，總淨重達21.9公斤，重量非輕 ，即證人謝忠宏亦證稱：該行李箱很重，伊無法一隻手拿起 來，且行李箱重心不穩，如果一轉彎，它就會倒下去等語（ 詳原審卷二第133頁），應可認該行李箱不論提、拉，均非 可輕易為之。
㈡司機簡福雄在被告查獲當日之下午3時30分許，於警詢中證 稱：「該人搭乘我車輛時有無攜帶物品或行李箱，因時間過 太久了，我想不起來，就我印象中於89年9月1日5時10分駕 駛基隆往臺北之車輛內不清楚是否曾見過警方提供我指認之 藍色旅行箱」（見偵查卷第18頁背面、第19頁），簡福雄於 原審調查中並證稱：「接駁車有放行李的地方，一般行李可 以，要看什麼行李，我們車是T4，後車門打開，行李可以放 在車後面那一排，如果本案的行李箱要放置的話，通常如果 是老人或女子，我們會幫他拿，但男子就不會，不記得發車 前有無幫客人拿行李，T4後行李箱要打開時，是要通知我才 能打開，如果有客人要放行李，即使他是男生不用我幫他拿 ，我也會知道那裡有放行李，如果拿照片上的行李箱，不放 到最後的那一排，而隨身放在他的座位旁亦有可能，但要看 客人多少而定，如果客人多的話，行李箱放在座位那裡會占 到位置，但是人少的話，還是可以放的。」（見原審卷二第 227頁至第230頁）等語，可見簡福雄於被告被查獲當日下午 經警詢問時，即對於被告是否有攜帶上開行李箱毫無印象， 而該班接駁車乘客僅有二人，亦據詹文清於警訊中證述在卷 （如後述），則以該行李箱之重量、該接駁車行李放置之位 置及乘客之稀少等情觀之，若被告提拉此甚重且體形不小之 行李箱上車，司機理應有些許印象，然簡福雄卻毫無印象， 則該藍色行李箱應非被告自基隆所運輸攜帶至「尊龍客運承 德站」。
㈢經原審向尊榮旅行社有限公司調取該公司之「尊龍客運基隆 站」、「尊龍客運承德站」分別於89年9月1日凌晨4時至6時 許、5時至7時之監視錄影帶，以查明被告當天在車站之情狀 ，該公司函覆錄影監視帶僅保存一週即重複使用，目前並不 存在，有該公司陳報狀（詳原審卷一第66頁）及尊龍汽車客 運股份有限公司90年3月21日尊客業字第90022號函各一份在 卷可參（詳原審卷一第106頁），另原審向位於臺北市○○ 路○段70號之萬泰商業銀行建成分行調取該銀行於89年9月1 日凌晨5時至7時之外部監視錄影帶1捲，並於91年1月25日勘 驗，勘驗內容為：錄影帶內容播放時間自89年9月1日5時整 開始，內容尚稱清晰，經過走廊及紅磚道之行人均清晰可見 ，可見走廊上陸續有行人通過，依該錄影帶拍攝之角度，走 廊上有二棵樹盆栽及柱子，紅磚道外之路邊，均停有車輛， 紅磚道外之路邊拍攝因距離較遠較不清楚，但自5時40分、5 時50分以慢速播放，亦未能清楚發現停車外之路邊有行人走 過，偶有較快之物體及車輛經過，但該不易辨識之物體速度 甚快，並非行人，勘驗錄影帶時間自5時49分餘秒起，即跳
錄監視畫面，自6時01分起，始繼續拍攝。此有原審刑事勘 驗筆錄在卷可參（詳原審卷三第5頁），被告並稱錄影帶中 未見其所指之女子等語，而謝忠宏於原審調查中證稱：「從 士林往承德路方向開時，這個路段有巷弄或巷道，承德路往 火車站方向會經過南京西路、長安西路，我們到尊龍客運站 前，還有壹個巷道，現場，除了有紅磚道外，還有騎樓，有 人走在騎樓內，那裡還可以看得到，但騎樓有柱子，如果他 有意要躲警車，我們就可能看不到。」（均見原審卷二第13 3 頁、第134頁）、陳怡碩證稱：「我去找時，路上有一個 小小的巷子。」（見原審卷二第141頁），是自該錄影帶中 雖未能見被告所指交付藍色行李箱之人，然上開錄影帶因受 限於拍攝角度（係自動提款機之監視錄影帶）及有部分跳錄 ，加上該地區○○○巷道，確有如被告所述，係一成年女子 於「尊龍客運承德站」將上開藍色行李箱交給被告，且該人 交付後於警方到達前即離去之可能性，亦即該藍色行李箱是 不詳女子在「尊龍客運承德站」前交付予被告。 ㈣雖被告為警查獲後，於被告身上所扣得之車票為89年8月31 日（詳偵查卷第27頁），惟被告卻一再供稱：是89年9月1日 凌晨5時許，在尊龍客運基隆站前所購買等語，查尊龍客運 基隆站站務詹文清於警訊時證稱：扣案這張車票應該是89年 9月1日凌晨5時5分許賣出的，因臺北站通知我發加班車，而 此乘客剛好這個時候，我叫他快去買票好發票，該車僅乘坐 兩個人等語（詳偵查卷第16頁背面），而詹文清於本院上訴 審結證稱：票的日期不是很重要，我們公司蓋售票日期後， 3個月內都有效，票務小姐是12個小時接班一次，每天早上9 點及晚上9點換班等語（詳本院上訴審91年9月2日訊問筆錄 ），而當時之售票小姐為何人，尊龍客運基隆站已無資料可 考，亦經現為尊龍客運基隆站副理梁國勝結證在卷（詳本院 上訴審91年11月7日訊問筆錄），惟參酌89年9月1日凌晨5時 10分駕駛之司機簡福雄於警訊時指述稱：被告有乘坐5時10 分許由基隆開出之車輛等語，及基隆站站務詹文清於警訊時 指述稱：5時5分許有叫被告快去買票等語，且因售票小姐是 12小時一班，晚上9點上班即必須到翌日上午9點才下班，而 被告購票時間為89年9月1日凌晨，顯見當是89年8月31 日晚 上9點上班之該售票小姐於89年9月1日凌晨賣出車票時，尚 未更改日期章才致被告購得之車票蓋上89年8月31日，由證 人簡福雄及詹文清之證述，堪認被告所供述是89年9月1日凌 晨5時許購買扣案車票一詞，為可採信。綜上所述，可知被 告甲○○於89年9月1日凌晨5時5分許購買車票欲至高雄，在 基隆站上車時被告甲○○並未攜帶本案之藍色行李箱。
四、又查：
㈠被告係於89年9月1日凌晨5時5分許至「尊龍客運基隆站」購 買當日6時至高雄之車票，並於5時10分許從基隆搭乘尊龍客 運之接駁車，於當日凌晨5時40分許抵達「尊龍客運臺北站 」，此經「尊龍客運基隆站」之站務詹文清於警詢中證稱： 「該張票應該是今日5時5分許賣出的，因臺北站通知我發加 班車，而此乘客剛好這個時候來，我叫他快去買票好發車， 該班乘坐兩個人。」（見偵查卷第16頁面），另司機簡福雄 經警詢問時係證稱：「該人（指甲○○）應該是搭我於今日 日5時10分自基隆至臺北所駕駛之車輛，約於5時40分許抵達 臺北市○○路○段萬泰銀行前，我所駕駛5時10分許基隆至臺 北車輛內之乘客有被告甲○○搭乘一事，稍微有印象，是以 我公司所售之車票票號004039號應是搭乘右述時段我所駕駛 車輛至臺北的。」（見偵查卷第18頁背面），並有查扣被告 持有6時到高雄之尊龍客運車票1紙（詳偵查卷第27頁）及基 隆站發車時刻表1紙（詳偵查卷第80頁）可資佐證，顯見被 告係於89年9月1日凌晨5時40分許抵達「尊龍客運承德站」 ，於該站待不到10分鐘，即於凌晨5時48分許為員警謝忠宏 、陳怡碩查獲。
㈡證人謝忠宏於偵查中證述稱：我們覺得被告可疑才會對他逕 行盤查，看到他時，他左手邊有一個旅行箱，我們要他出示 身分證件，他拿出來，我們在盤查他身分證件時，看他不時 望著他身旁的行李箱，我們問他是否有麻藥前科，他說是， 就順口問他旅行箱是否是他的，他說不是，是一名女子託他 看管，後來我們覺得可疑，就問被告旅行箱可否打開，他說 可以，就去把箱子打開，打開後看衣服和安非他命，我請另 一名同事看管此箱子，我再去仔細問候車的乘客及工作人員 ，都說看到這個旅行箱已經放在被告身邊，也沒見到任何女 子和他交談，當時已快六點，後來也沒見到該名女子等語（ 詳偵查卷第93頁背面及94頁），於原審結證稱：當時被告看 到巡邏車情況不太自然，抽菸比較急促，看起來可疑，我先 下車請被告出示證件，這時看到被告左手邊有個手提箱，我 問他手提箱是誰的，他說是一個女生託他保管，我們問尊龍 客運站的人，都說有看到被告在那裡，沒有看到被告跟其他 人交談，我問被告是否可以打開箱子，被告說可以，我就按 箱子的鎖，一按就開，就看到一包一包的安非他命及白色衣 服，當時其他人都坐在裡面，外面是清潔工，只看到被告一 個人站在紅磚上，被告站在紅磚的邊緣，行李箱放在被告左 手邊，是在被告身旁，但箱子是放在路上靠近紅磚道之排水 溝蓋處，被告跟行李箱的距離垂手可得，一彎腰就可以拿到
，在盤查時被告在講話及言詞上都不太正常等語（詳原審卷 二第131、132、134頁），於本院上訴審結證稱：被告站在 樹旁，行李箱放在柏油路排水蓋上，距離被告很近，伸手就 可以拿到等語（詳本院上訴審91年8月5日訊問筆錄），顯見 員警謝忠宏是見被告看到巡邏車神情不自然，抽菸比較急促 而趨前臨檢被告，堪認被告顯明知行李箱內是安非他命，否 則豈會見到員警即神色不自然。
㈢證人陳怡碩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們巡邏到尊龍站附近，當時 該處沒有多少人，我們看到被告猛抽煙，東張西望，身旁有 一旅行箱，我們直覺可疑，就下車盤查他，我們要看他的身 分證，他也配合，我們問他行李箱的事時，他說是一名女子 託他看管，說那女子會再過來找他，我要他把行李箱打開， 他不太情願，但謝忠宏還是打開行李箱，看到內有一件似白 色舊襯衫及安非他命，襯衫是覆蓋在安非他命上面，我們有 問候車室乘客及站務員有否看到該名女子，他們都說沒有， 當時離被告最近的乘客至少有五、六公尺，被告是站在紅磚 道上等語（詳偵查卷第95頁），於原審結證稱：箱子放在被 告左邊，距離被告一個腳掌大，且旁邊又沒有人，所以認定 是被告的等語（詳原審卷二第141頁），於本院上訴審結證 稱：被告當時站在大樹旁紅磚道要跨下柏油路處，行李箱在 柏油路排水溝蓋上，被告彎腰隨手可以拿到，附近10公尺內 沒有任何人等語（詳本院上訴審91年7月29日訊問筆錄）， 顯見員警陳怡碩之證述與謝忠宏相符，即被告神色不自然站 於紅磚道大樹旁，而行李箱則放在柏油路排水溝蓋處，被告 彎腰即可拿到等情，足以認定。
㈣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辯稱：行李箱不是伊的，當時兩位警察 都去找那女子，伊站在箱子那邊等，那時如果伊要跑，也跑 得掉云云。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警察是打開行李箱後去 找被告所稱之女子等語。衡情，警員雖見被告可疑而盤查， 於未確認該行李箱內有違禁物品時，應不致即先前往找尋被 告所稱寄放之人，然於打開行李箱後發現大量毒品後，即依 被告所言，而追尋所稱交寄之人，即屬合理，是被告於本院 審理中稱係打開行李箱後，警員才去找人一節，可以相信， 而警員陳怡碩、謝忠宏於偵查及原審分別稱係於打開行李箱 前，即前往尋人，應與事實不符。另查員警謝忠宏於原審證 稱「我問被告是否可以打開箱子，他說可以，我就按箱子的 鎖，一按就開了，我看到箱子內是白色一包包的安非他命.. 當時被告在旁邊一直說東西不是他的，說是那個女生叫他看 管這個箱子，被告當時說那女孩子告訴他，她馬上回來，我 們還有去附近找，但是沒找到那個女孩子。」（原審卷二13
1頁）陳怡碩亦稱「我依他說的方向往民生西路找，他說那 女孩子託他看管沒幾分鐘，我想如果時間那麼短，應該找得 到。這時謝忠宏在看管著被告。我一去跑到民生西路找，但 找不到，我才折回來」等語（同上卷第141頁）。查警員陳 怡碩、謝忠宏既已發現大量之毒品，則必然一人於現場看管 毒品及被告，一人前往追尋，絕無棄如此大量之毒品及嫌疑 人於現場不顧而均前往尋該不明之人，是陳怡碩所稱有看管 被告為可採信。足認本件應是員警開箱發現毒品之後，由一 人看管被告，另一人依被告所指方向追查該名女子。被告於 此情形下，應無逃逸之可能，且衡情被告既已存心辯稱行李 箱與其無關，以卸刑責，則無論係打開行李箱前後趁機逃逸 ，如未能脫逃成功，必更證實其心虛而與毒品有關連，衡之 當時情形，自不能以其未有趁機逃脫之舉而推翻前開事證，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另祕密證人A1（年籍詳卷）於90年9月1日上午7時20分經警 詢問時供稱：「看到被告站在承德路1段68號（尊龍國民旅 遊公司）前之紅磚人行道一棵路樹下，而腳下慢車道上放著 深藍色手拉行李箱壹只靠著紅磚人行道感覺上在等車。」（ 見偵查卷第14頁背面），後於91年8月7日本院上訴審調查時 結證稱：被告站在人行道靠馬路的樹旁，行李放在靠人行道 排水蓋馬路上，行李箱和被告很近，彎腰伸手就可以拿到， 當時人行道只有被告一人在場，沒有其他人等語（詳本院上 訴審91年8月7日訊問筆錄），按在場證人A1之證述，亦核與 員警陳怡碩及謝忠宏之證述相符，即當時僅被告一人站在紅 磚人行道樹旁，旁邊沒有其他人，行李箱與被告很近等情， 雖證人A1就被告何時到尊龍客運承德站，其所證述之時間先 後不一，或稱「5時10分看到被告」、或稱「5時20分看到被 告」、或稱「5時30分看到被告」，惟被告是5時40分才到尊 龍客運承德站，已如前述，雖證人A1就看到被告的時間所述 有誤，然此應係證人A1為工作人員，有工作在身，並未一直 看錶所致，惟被告為警臨檢時確實站在紅磚上大樹旁，扣案 藍色行李箱則在馬路上排水溝處，被告一彎腰即可拿到行李 箱等情，證人A1所述與員警謝忠宏及陳怡碩證述相符，自可 採信，尚不能以證人A1就見到被告之時間陳述有不一，即認 證人A1證述完全不可採，從而被告辯稱：當時並非站在紅磚 道大樹旁，而係站在靠近騎樓之紅磚道旁，離行李箱有5、6 公尺遠云云，惟若依被告所述被告離行李箱約5、6公尺遠， 且託被告代為看管行李之女子是站在行李箱處對被告請求代 為託管，則正常情況下，請求不認識之人代為處理事務，定 當面對面有禮懇求，豈有與人相距5、6公尺，要以大聲對話
方式，委請代為託管之可能？是被告辯解，顯與常情不符， 亦與證人謝忠宏、陳怡碩及A1證述，不相吻合，堪認此為被 告卸責之詞，並不可採。
㈥再被告雖供稱：擬到高雄去二、三天，沒有帶換洗衣物，因 為有換洗衣物放在友人處云云，惟被告就其要去高雄找的友 人的真正姓名及住居所，均無法交待，既從基隆遠至高雄尋 人，竟連對方之聯絡方法均不悉，亦未事先聯絡，且依其所 稱亦非深交之朋友，是其情與常情大相違背。則所稱前往會 見該高雄友人一節，已難置信，況被告於原審時則稱：有跟 工頭說9月1日不上班請假一天等語（詳原審卷第43頁），而 被告之妻潘莉雲於偵查中證稱：9月2日早上被告老闆有來叫 他去上班，老闆說他9月1日有請假，所以認為被告9月2日會 去上班等語（詳偵查卷第129頁），顯見被告原是打算請假 一日即9月1日甚明，惟被告卻一再供稱要去高雄2、3天，此 顯與被告向老闆請假一日有違，其原僅欲請假一天，顯然係 估計當天可自高雄再返回基隆，故而清晨即前往購票搭車， 如係欲前往2、3天，且係隨興會見友人，亦無需如此早起趕 程之必要。足認被告供稱要去高雄找友人一詞，更不可信。 ㈦被告為警查獲後，身上口袋內扣有被告所使用之0000000000 號行動電話SIM卡及被告之妻潘莉雲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 行動電話SIM卡各1枚，而被告之SAGEM牌行動電話內卻另裝 預付卡用戶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SIM卡（詳見本院上訴 審91年11月29日勘驗筆錄），而被告就如何裝置使用該0000 000000號行動電話SIM卡，則語焉不詳無法清楚交待，僅稱 ：可能是老闆請吃中元普渡時有同事向伊借電話使用，插入 該SIM卡，忘記取出云云。證人即被告之老闆程志強雖於原 審證稱「我記得我們當時因為趕工，所以農曆7月半的請客 我們直到農曆7月底才吃，那一天吃得很晚，被告喝得很醉 ……隔天（即案發之9月1日）要請假，... 喝完時間大概是 半夜2、3點左右... 只剩十幾個人，有包括被告... 下班後 約6、7點喝的，被告一開始就在場... 有看到我們同事『良 勝』向他借行動電話來打。」（見原審卷一第60至62頁）惟 查：⒈一般所謂中元普渡，縱未於農曆7月15日當天，亦必 於農曆7月期間，少有於過了7月而於8月間舉辦，而89年8月 31日已是農曆8月3日，並非證人所言係農曆7月底，是中元 普渡請客縱確有其事，惟是否確在8月31日，已有可疑；⒉ 被告曾於原審陳稱「因為8月30日那天颱風關係，水漲得太 滿，沒有辦法工作，所以那二天就沒有去工作」（見原審卷 一第11頁），姑不論8月30日是否確有颱風，惟證人程志強 卻稱吃普渡拜拜是當天（即8月31日）下班後6、7點開始的
，是依程志強所言，8月31日仍有正常上班，與被告所稱8月 31日因颱風後滿水關係無法工作，發生齟齬；⒊又程志強所 稱曾於8月31日吃飯當晚曾看過一名同事叫「良勝」之人向 被告借手機，倘被告確無運輸毒品犯行，理當盡其所能以證 明清白，惟卻一反常情，未能於記憶猶新之9月1日當日提供 可能借用手機之同事年籍資料，或積極向老闆程志強詢問該 同事之個人資料供檢調人員查緝，顯與事理有違，被告被查 獲時手機內之晶片卡為預付卡，無法查明用戶之資料，於89 年8月31日零時起即有發話、受話紀錄，此有臺灣大哥大股 份有限公司函1紙在卷可稽（偵字第8153號卷第155頁）。經 查該門號於89年8月31日凌晨46分、47分間有3次受話，通話 秒數依序為22秒、13秒、63秒，再來即為同日晚上20時23分 31秒受話123秒，20時26分9秒受話15秒，以上五次發話受話 之基地台均為基隆市○○區○○路66號8樓頂，嗣於同日21 時11分55秒受話11秒，基地台為臺北市○○區○○街301 巷 8號5樓頂，嗣於21時18分25秒受話20秒，基地台為臺北市中 山區○○○路○段258巷2號7樓頂。再次於21時41分55秒、21 時48分34秒，分別受話28秒、13秒、基地台均為臺北市中山 區○○○路○段40之1號4樓頂，再來於22時3分27秒受話45秒 ，基地臺為臺北市○○街301巷8號5樓頂，於22時19分19秒 受話13秒，基地台為基隆市安樂區○○○路129巷1之1至1之 4號7樓第二層屋，於23時34分發話7秒，基地台為基隆市○ ○區○○路66號8樓頂。綜合以上通聯記錄，如程志強所稱 當天下班後即吃飯，自下午6、7點開始至半夜2、3點，地點 在基隆，則不致該門號電話之通聯基地台係呈現自基隆走向 臺北市，再由臺北市返回之現象，又既稱被告喝得很醉，喝 到半夜2、3點，則焉有於凌晨5點5分即已趕至客運基隆站購 票，欲長途前往高雄，而不必多做休息。此均足見程志強所 證稱8月31日晚上中元普渡請客，良勝向被告借手機一節係 迴護被告之詞，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辯護人於本院 審理中亦陳稱現程志強已搬走，良勝部分被告不認識，沒辦 法找到等情，且亦不再聲請傳訊此二人，而此二人亦顯無從 傳訊，依上開說明，本院亦認無再傳訊之必要，附此敘明。 ⒋又被告遭查獲日期為89年9月1日，距中元節之89年8月14 日已有半個月之久，倘中元普渡請客係於發生中元節前後， 此期間被告未能發現手機內晶片卡非自己所有，已違常情； 雖被告曾於警詢時供稱「可能是於林口做水溝配管時，與老 闆吃中元普渡時，同事打電話其手機沒電，借用我手機打電 話，所以把晶片換過去，所以最近我一直沒有收到別人打給 我電話。」（偵查卷第12頁背面）等語，惟查所謂「最近」
依一般通常之理解，應是指一段時日之經過而言，若被告所 言非虛，此部分又與其嗣後改稱係89年8月31日中元普渡被 同事借用之時間未達12小時互相矛盾，亦見被告所稱將手機 借予同事一節，前後不符，不無矛盾，亦無足採。⒌另被告 雖稱僅於89年9月1日凌晨曾接獲一通打錯電話者，惟按一般 撥錯電話之對話時間均不致太長，然依通聯記錄觀之，該通 電話通話時間卻長達51秒之久，顯非一般撥錯電話簡潔對話 該有之情況，被告辯解亦與常情有違。再者，依一般情形， 借用手機者將手機原晶片卡取出置入自己的晶片卡於手機後 ，均會先將原手機所有人之晶片卡暫時保管，待使用完畢再 將原來之晶片卡置回手機內將手機一併交還，借用者若一時 大意，未將晶片卡還原而即交還手機，則原手機內之晶片卡 應仍在借用者保管中，而該借用者於交還手機後，欲使用自 己原有之手機，必須再置入晶片卡，此時即會察覺其未取回 自己之晶片卡，則會向出借者換回。是被告所稱手機被借用 換了晶片卡一節，亦不足採。另查被告被查獲時，除上開含 預付卡門號之手機外，另攜帶有供其自己及其妻使用之門號 之SIM卡2枚，查一般人使用手機，攜帶備用之電池或2支以 上之手機，核屬常情，惟僅有1支手機，卻另攜2枚SIM卡， 核與一般使用手機之習慣有違；且被告既仍持有自己之SIM 卡，卻未插入行動電話內使用，反使用不易查證使用者之預 付卡之SIM卡使用，顯係怕運輸毒品之行為被監聽，而故意 使用預付卡之SIM卡，用以躲避監聽，且為聯絡運輸毒品之 事項，又不能不攜帶行動電話，以利聯絡，自以使用不易查 證使用者之預付卡之SIM卡，對被告最為有利，亦可理解， 顯見被告手機內該0000000000門號SIM卡係被告為運輸毒品 而刻意換裝。
㈧又一般人於車站等車，或於短暫離開而將行李暫置某處，或 託人看管，固非事理之無，然應僅係該行李內之物品價值及 重要性不高，如具有相當之價值，即不輕易離手或離開視線 ，本件扣案行李箱內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有22包，純度為99 %，淨重達21.9公斤，價值頗鉅，為政府嚴厲查緝之毒品， 持有人斷無輕率託付陌生人看管之理，若非被告事先與該不 詳姓名成年人有約定，該不詳姓名成年人自不致將該價值頗 鉅之毒品交予看管之理。且由被告站在彎腰即可拿到該行李 箱的距離以觀，被告顯已持有該行李箱並著手運輸行為，又 此時，如遇非警員人士要拿走該行李箱時，被告即可向該人 表示其為行李箱所有人，如遇警員臨檢時，被告則可主張其 根本未碰到該行李箱，該行李箱與其無關以脫罪，從而被告 於上車前未碰觸到該行李箱，該行李箱內、外自然採不到被
告指紋，亦與本案採不到被告指紋情況相符，是由被告所稱 其要去高雄之目的、要去高雄幾天、及帶著與其平日使用不 同號碼而為預付卡門號之SIM卡，及稱僅係受託代為看管行 李等情，無一不與常情有違，均可判斷被告所辯各情，均屬 卸責之詞，其確知悉行李箱內放置的物品是安非他命甚明。五、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否認犯罪，所辯核屬卸責之詞，不 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運輸毒品未遂犯行足以認定。六、查被告行為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業經修正公布，於93年1 月9日施行，修正前及修正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 項關於運輸第二級毒品罪之刑度均為「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並未變更， 本件應依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斷。核被告所為係犯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5項、第2項運輸第二級毒品未遂罪 ，因該不詳姓名之成年人（無論係男子或女子，均不影響事 實認定與被告罪責，故無予深究之必要），將毒品交給被告 後，被告尚未運輸到目的地高雄即被查獲，尚屬未遂，依刑 法第26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被告與該不詳姓名成年人間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而被告持有毒品之 低度行為，為運輸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再被 告前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