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七二○五號
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李文輝律師
上 訴 人 乙○○（原名賴金珠）
選任辯護人 張玉希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五年度上更㈡字第
四四五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
第二三六○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前為執業醫師，曾於民國八十二年間犯通姦罪，經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定，於八十三年十月四日執行完畢；上訴人乙○○（原名賴金珠，以下均稱乙○○）為甲○○之前配偶。上訴人等前於八十五年八月間在台北縣三重市○○路○段一○八號籌設廣恩診所，由乙○○擔任名義上之創辦人，於同年月十五日與具有醫師資格之丙○○簽訂協議書，聘請丙○○為診所之負責人。約定診所之財務、總務均由創辦人負責，如以診所名義簽發支票時，均使用診所及負責人之印章，但由創辦人負付款責任，丙○○乃將印章交由實際經營診所並掌理財務之甲○○保管使用。嗣後甲○○因積欠龐大債務，恐診所之財產遭債權人查封執行，明知丙○○僅授權其於診所業務需要，始得使用該印章簽發支票，詎為製造假債權之執行名義，以便於真正之債權人對診所之財產查封執行時，得以聲請參與分配，竟逾越授權範圍，意圖供行使之用，於八十六年間盜用其保管之廣恩診所及丙○○之印章，同時偽造以廣恩診所丙○○為發票人之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面額合計新台幣（下同）二千萬元之本票八張（票號、發票日、到期日、受款人詳如附表所示），作為假債權之憑據。其後，復未經本票上所載受款人李培森、張智豪、曹興國等人之同意，盜用渠等任職於廣恩診所時所留存之印章，與乙○○共同基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乙○○無犯意聯絡），由乙○○持如附表所示偽造之本票八張及上開印章三枚，至台北市○○路九號九樓王聰明律師事務所，交由不知情之助理許俊銘，轉請不知情之王聰明律師代為撰擬以「李培森」、「張智豪」、「曹興國」為聲請人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聲請狀，王聰明律師乃囑其助理許俊銘處理，許俊銘遂以上開三人之名義撰寫聲請狀、蓋用印章後，連同該八張偽造之本票（李培森以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本票；張智豪以附表編號三、四所示之本票；曹興國以
附表編號五至八所示之本票），於八十六年六月六日同時持向台灣板橋地方法院行使，經該法院分別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十四日、十四日，依序以八十六年度票字第三七○三號（張智豪部分）、第三七○一號（曹興國部分）、第三七○二號（李培森部分）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足以生損害於丙○○、張智豪、曹興國、李培森等人及法院對於本票裁定強制執行之正確性。嗣丙○○於收受前揭裁定時，始發現偽造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論處甲○○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累犯）；乙○○共同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同時偽造同一被害人之多件同類文書或同一被害人之多張票據時，其被害法益仍僅一個，係屬單純一罪，不能以其偽造之文書件數或票據張數，計算其法益，並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此與同時偽造不同被害人之文書或票據時，因有侵害數個人法益，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者迥異（本院七十三年台上字第三六二九號、五十年台上字第一一二五號判例參照）。原判決認定，甲○○「同時」偽造以廣恩診所丙○○為發票人，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八張。如果無訛，則其被害法益僅有一個，係屬單純一罪，不能以其偽造之本票張數，計算其法益，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乃原判決於論罪時，對於甲○○「同時」偽造八張本票，依「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予以論罪（見原判決第十二頁第十九行至第二十三行），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㈡、有罪之判決書，其認定之事實及所載之理由必須互相適合，否則即屬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原判決事實係認定，乙○○持甲○○所偽造之本票八張及盜用之印章三枚，至王聰明律師事務所委由不知情之律師助理許俊銘，假冒李培森、張智豪、曹興國名義偽造本票裁定強制執行聲請狀，連同該八張偽造之本票，於八十六年六月六日「同時」持向台灣板橋地方法院行使，係犯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已明白認定，僅有一個行使行為。但其理由卻說明：「乙○○所犯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與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間，具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依修正前即行為時之規定，……應從一重以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云云（見原判決第十二頁第二十六行至第三十行）。關於乙○○委由不知情之許俊銘「同時」持偽造之本票、聲請狀向法院行使，究竟僅係一行為？或有方法行為與目的行為、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之牽連關係？其事實之認定與理由之說明，不相適合，亦有理由矛盾之違誤。㈢、有罪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所採用之證據，不相適合時，即屬證據上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原判決事實認定，甲○○同時偽造以廣恩診所丙○○為發票人，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八張。係以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票字第三七○一、三七○二、三七○三號
本票裁定聲請卷內所附之本票影本為證（見原判決第五頁第十三行至第十五行）。惟依卷內資料，編號三票號「789376」號之本票，其面額為二百萬元（見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票字第三七○三號影印卷第九頁），但原判決載為三百萬元（見原判決第十五頁附表編號三）；另編號四票號「789377」號之本票，其面額為三百萬元（見同上影印卷第九頁），但原判決載為二百萬元（見原判決第十五頁附表編號四）。其認定之事實，與所採用之證據，不相適合，亦有證據上之理由矛盾。㈣、法院依據聲請，裁定本票准予強制執行，屬於非訟事件，僅依據執票人之聲請為形式上之審查，無須為實質上之審查，以判斷本票之真偽。倘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而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即發生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問題。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等以偽造之本票向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業經法院裁定准許。則上訴人等之行為，是否併觸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而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未予斟酌，亦有疏漏。㈤、審判長應將證物提示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使其辨認；前項證物如係文書而被告不解其意義者，應告以要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定有明文。原判決認定，甲○○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乙○○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但原審於審判期日，並未將上訴人等犯罪之證物，即偽造之本票及偽造之聲請狀，依前揭規定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即遽行判決，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㈥、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又有罪之判決書，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應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二款定有明文。乙○○始終否認參與甲○○犯罪，並辯稱：當時已與甲○○離婚，伊受甲○○之託，送交一個牛皮紙袋到律師事務所時，並不知道裡面裝有何物，亦不知甲○○偽造本票之事。原判決雖以證人許俊銘於檢察官偵查中證述：「賴金珠拿本票來讓我寫的，……她說聲請人（指李培森等三人）是她們的醫師，有這些債權，要我幫他寫聲請書」等語，採為不利於乙○○之證據，認為關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乙○○係知情參與（見原判決第九頁第十行至第十八行）。惟許俊銘於審判中僅證述：「乙○○拿來的，用信封裝著，……說要拿給律師，律師再拿給我去裁定，……（裡面裝著）本票、印章」、「（乙○○拿來）是裝在一個袋子，印章也是在一起」（見原審上訴卷第七十八頁、更㈠卷第一宗第一六五頁），並未言及乙○○交代其如何處理。審判長雖追問：「乙○○將資料交給你，有無告訴你什麼事」。許俊銘卻答稱：「好像是乙○○交給我的」（見原審更㈠卷第一宗第一六
五頁），究竟實情如何？尚不明瞭。另原判決所引用之證據，即證人王聰明律師亦證述：本件是「甲○○要伊幫他聲請本票裁定，伊交由助理做，伊要甲○○找伊助理許俊銘，……是甲○○找伊的，……甲○○只說要聲請本票裁定」（見原判決第九頁第一行至第十行），似謂甲○○直接與其接洽，乙○○僅傳遞紙袋給許俊銘而已。則乙○○交付紙袋給許俊銘時，有無告知許俊銘內有本票，並交代其如何處理？攸關乙○○是否知情參與，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即有究明之必要。乃原審未予徹查明白，復未說明王聰明、許俊銘前揭有利於乙○○之證述（許俊銘部分指審判中之證述），何以不足採納之理由，即遽行判決，亦嫌速斷。㈦、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本件第一審檢察官對於乙○○係依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罪嫌提起公訴；原審改依同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項論處罪刑。但於審判期日僅告知檢察官起訴之罪名（見原審更㈡卷第七十九頁背面），並未依上開規定，告知原審論罪之罪名，亦有疏漏。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原判決說明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併予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十二 月 二十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官 謝 俊 雄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魏 新 和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徐 文 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一 月 二 日 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