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五二號
上 訴 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搶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十七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五年度上訴字第一八一五號
，起訴案號：台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二○四
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基於概括之犯意，⑴、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六時許，在苗栗縣苗栗市水源里聯合天地社區前，搭乘楊雲竹之計程車至同市○○路「非凡遊藝場」前，即向楊雲竹詐稱欲借用手機以聯絡友人送車資前來等語，使楊雲竹陷於錯誤而交付手機一支後，即趁機逃逸，並詐得等同於車資新台幣（下同）二百八十元價值之財產上不法利益。⑵、上訴人又於九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十七時二十五分許，在同市○○路「阿秋遊藝場」前，搭乘丙○○之計程車至同路五九六號處，仍以同前詐詞使丙○○陷於錯誤而交付手機一支後，即趁機逃逸，並詐得等同於車資一百八十元價值之財產上不法利益。⑶、上訴人又於同（三十）日二十二時五十分許，在苗栗縣聯合天地社區前，搭乘乙○○之計程車至同縣公館鄉鶴崗村八十之一號後，即藉口要下車找人而趁隙逃逸，因而詐得等同於車資三百元價值之財產上不法利益。⑷、上訴人復於九十五年四月三日十四時三十分許，在同縣苗栗市○○路上搭乘何天貴之計程車至同市○○路「ＩＤ４遊藝場」，又轉至同市○○街「豪鑽遊藝場」，再轉至同市聯合天地社區前，即藉口要下車找人而趁隙逃逸，因而詐得等同於車資二百四十五元價值之財產上不法利益。⑸、上訴人再於同年月五日十八時許，在同市○○路國華大樓前，搭乘丁○○○之計程車至苗栗縣政府「潛水艇遊樂場」前，即藉口要下車找人而趁隙逃逸，因而詐得等同於車資一百二十五元價值之財產上不法利益。⑹、上訴人又於翌（六）日十四時許，在同市○○路七十一號前，復搭乘丁○○○之計程車至同市嘉盛里文昌廟前，即藉口下車找人，請丁○○○等候約一小時後，轉而要求丁○○○載往同市嘉盛里嘉盛五十五之十一號處，仍藉詞要下車找人。鄧女發現上訴人即係先前乘車未付錢之騙徒，即以手機聯絡同行支援。詎上訴人下車後竟起搶奪之犯意，趁鄧女正在打電話而疏於防備之際，搶走鄧女所有之手機一支後逃逸，並詐得等同於車資之不法利益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依牽連犯關係從一重論處上訴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按連續犯行為之開始，雖在另一犯罪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以前，但其行為之終了，若在該另一犯罪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以內，仍應構成累犯。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曾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月確定，於九十五年三月五日執行完畢。倘若無訛，則上訴人雖自上述有期徒刑執行前之九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起，開始連續犯本件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但其連續行為之終了係分別在九十五年三月三十日（連續詐欺取財部分），及九十五年四月六日（連續詐欺得利部分）；且上訴人復於九十五年四月六日又另犯上述搶奪罪，均在前述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五年以內，依上說明，本件上訴人所犯上述各罪均應論以累犯。乃原判決竟以上訴人非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再犯本件各罪，而認不構成累犯，依上說明，自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㈡、按修正前刑法第五十五條後段規定「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之行為犯他罪名者」，即學說上所稱之「牽連犯」，係指行為人主觀上意欲犯某罪，但其實施犯罪之方法，或其實施犯罪之結果，又觸犯行為人目的行為以外之其他罪名而言。是以判斷行為人所犯數罪之行為間，究竟有無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存在，除應考量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外，並須參酌行為時客觀之事實以為斷，亦即數行為間，除其犯意應連貫外，並須在客觀上其方法或結果行為，與其犯罪目的之行為，具有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始足以成立牽連犯。原判決於理由二內說明「上訴人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其多次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犯行，時間緊接，所犯罪名相同，顯係基於概括之犯意為之，均為連續犯，應依刑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均以一罪論。而上開詐欺得利、詐欺取財二罪間，與九十五年四月六日之詐欺得利與搶奪二罪間，分別有手段與目的間之牽連關係，依先連續後牽連之法則，本件被告犯罪之初，即意在取得被害人手機，即應從一重依搶奪罪處斷」云云（見原判決第三頁第十二行至第十八行）。惟查上訴人主觀上縱有詐取被害人手機之意念，但就客觀上而言，其犯上述「詐欺取財罪」所實施之犯罪方法（即佯稱借用手機打電話聯絡友人），與其向各該司機詐得等同於車資之不法利益所犯之「詐欺得利罪」之間，究竟如何具有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存在？如何認定其間具有手段（或方法）與目的（或結果）之牽連關係？似不無疑竇。原判決對此未詳加剖析闡述明白，遽謂上訴人所犯上開詐欺得利、詐欺取財二罪間，具有手段與目的間之牽連關係云云，尚嫌理由不備。又原判決同上理由復說明：上訴人於九十五年四月六日所犯之詐欺得利罪（即搭乘丁○○○之計程車而不付車資部分）與搶奪罪（即奪取鄧女之手機部分）之間亦具有手段與目的之牽連關係……上訴人犯罪之初，即意在取得被害人之手機，
即應從一重依搶奪罪處斷」云云。然依原判決事實欄之記載，上訴人係於搭乘鄧女之計程車而不付車資後，經鄧女認出上訴人係騙徒而以手機聯絡同行支援時，上訴人始萌搶奪之犯意，而趁隙搶走鄧女之手機。是原判決上開理由之說明（即上訴人犯罪之初，即意在取得鄧女之手機），似與其上述事實欄之記載（即上訴人下車時始起搶奪之犯意而搶走鄧女之手機），彼此互相齟齬。且上訴人主觀上縱有搶奪鄧女手機之意念，但就客觀上而言，其犯「搶奪罪」所實施之方法（即趁隙奪取鄧女之手機），與其所犯「詐欺得利罪」（即向鄧女詐得等同於車資之不法利益）之間，究竟如何具有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如何認定二者之間具有手段（或方法）與目的（或結果）之牽連關係？亦有疑竇。原判決對此亦未詳予剖析論述明白，遽謂上訴人所犯上開詐欺得利罪與搶奪罪之間，亦具有手段與目的間之牽連關係，應從一重依搶奪罪處斷云云，亦有理由不備之可議。㈢、原判決以上訴人於九十五年四月六日，搭乘丁○○○之計程車不付車資即趁隙逃逸等情，認其詐得等同車資之不法利益，而就此部分併論以詐欺得利罪。但其對於上訴人此部分究竟詐得不法利益之價值（即車資）若干？並未於事實欄內詳加認定記載明白，遽論以上開罪名，亦失依據。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以上均係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一 月 十二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吳 雄 銘
法官 池 啟 明
法官 郭 毓 洲
法官 韓 金 秀
法官 黃 梅 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一 月 十六 日 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