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三七０八號
上 訴 人 甲○○
乙○○（原名關子龍）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一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五年度
上訴字第一０一三號，起訴案號：台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
三年度偵字第三三八０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甲○○、乙○○（原名關子龍）部分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甲○○、乙○○（原名關子龍）部分之判決；甲○○部分，依想像競合犯、刑法修正前牽連犯之例，從一重論處公務員參與犯罪組織罪刑（處有期徒刑叁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叁年。）；乙○○部分，論處參與犯罪組織罪刑（處有期徒刑拾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叁年。）；固非無見。
惟（一）按有罪之判決，對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而未於判決內說明其不採納之理由，即屬判決理由不備，難謂適法。本件甲○○上訴意旨略以：伊於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經警拘提到案，經詢以「你於何時加入竹聯幫大勇堂？」，即供稱：「我於今年七月份，認識竹聯幫大勇堂之成員李大猶、楊棋文等人，經常跟他們在一起打麻將，但我並沒有加入該組織」（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三三八０號卷第二宗第一六五頁），又經檢察官訊以「何時加入大勇堂或毅勇堂」，供稱：「今年六、七月間，常打麻將的友人李大猶、楊棋文等人熟識後，就常在一起喝酒，但沒有入堂」（九十三年度偵字第第三八八０號卷第六宗第二０二頁）。又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所填報「苗栗縣警察局竹聯幫大勇堂不良幫派組合成員名冊」甲○○並未列名其中（九十三年度他字第一三九號卷第一宗第三三至三八頁）。祕密證人A4與A2（姓名年籍均在卷）供述大勇堂之成員，均未提及甲○○（九十三年度他字第一三九號第一宗第一六一、二二七、二二八、二三二頁，九十三年度他字第三二八０號卷第四宗第一六七、一六八頁）。刑事警察局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載稱大勇堂之組合人員，先後有二十三人加入，亦未提及甲○○（九十三年度警聲搜字第四八九號卷第三一頁）。呂志勇於警詢中供述大勇企業社員工成員，亦未提及甲○○（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三三八０號卷第一宗第六九頁、第七宗第九七頁）。楊棋文於警詢中供述大勇堂之組織架構，復未提及甲○○（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三
三八０號卷第一宗第一一０、一一一頁、第七宗第一０、一一頁），楊棋文於檢察官訊以：「甲○○加入你們堂口有多久」，答稱「他沒有加入」，訊以：「為何在砸補習班及討債時他都有參與」，答稱「我找他去的」（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三三八０號卷第七宗第五二、五三頁）。此外，李大猶、劉峻綸、劉意龍、李邦治、林俊光、王兆強、王聖程、林聖峰、陳佑澤、余宇震、賴誌星、李志祥等於警察詢問或檢察官偵訊時，供述參加大勇堂之人員，亦均未提及甲○○。又所謂伊於偵查中自白，實際上，伊於檢察官偵查時，經以「何時加入大勇堂或毅勇堂」，伊已供明「今年六、七月間，常打麻將的友人李大猶、楊棋文等人熟識後，就常在一起喝酒，但我沒有入堂」（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三三八０號卷第二０二頁背面），嗣後，伊就其偕同楊棋文暴力討債之事實坦白承認（同上卷第二０三至二０五頁），檢察官始告以「依你們方才所言，亦觸犯組織犯罪條例之罪嫌，是否認罪」，伊於此時始供稱「認罪」。此種情形，係當時伊不諳法律而供稱認罪，此一自白自無證據能力。參以伊與其他證人之上開供述，伊並未參加大勇堂，甚為明顯云云，經查尚非全然無據，因關係原判決所引用（第八頁）：甲○○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大勇堂堂主是呂志勇、副堂主是楊棋文，曾與楊棋文暴力討債數次，坦承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語（見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三三八０號偵查卷（六）第二０二至二０五頁）；甲○○於第一審坦承有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第一審卷（一）之一第一０九、一一０頁）等情；其自白之過程是否確如上述，因關係其自白之真意究為如何之判斷，自有再加調查、審認之必要。且原判決為甲○○有罪之判決，對上開有利於甲○○之證據未採納，並未於判決內說明其不採納之理由，復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另於偵查中向檢察官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乃傳聞法則之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惟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十六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自不容任意剝奪。故上開所稱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自應限縮解釋為已經給予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之機會者，始有其適用，非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在法官或檢察官之前具結後之陳述，依上開法條之規定，即取得證據能力。上訴人關子龍（即乙○○）上訴意旨以：共同被告梁詠翊固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伊為竹聯幫大勇堂之成員，於九十二年三月份在苗栗市○○路二二一號處加入，堂主為呂志勇、副堂主是楊棋文、幹部有方苗德、關子龍
等共三、四個」等語，然上述供詞並未給予關子龍有反對詰問之機會，顯與伊之程序保障意旨有違。且未於審判期日將梁詠翊轉為證人給予伊對質詰問之機會，即直接援引上述偵查證詞為關子龍不利之判斷，自有採證之違誤等語，經查亦非無所本，因關係上開共同被告梁詠翊於偵查中不利於關子龍之證言，能否採為關子龍論罪基礎之判斷，亦有再加調查、審認之必要。上訴人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關於上訴人等部分不當，尚非全無理由，應認該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又原判決認上訴人甲○○想像競合、牽連所犯之恐嚇罪及恐嚇取財罪（刑法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亦ㄧ併發回，合予指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七 月 十二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莊 登 照
法官 黃 一 鑫
法官 林 秀 夫
法官 徐 昌 錦
法官 吳 昆 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七 月 十八 日 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