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則非無誤用「罪證有疑，利歸被告」該原則之疑義。 又裁判上之事實認定，與自然科學領域之事實認定迥異，乃 係一探究相對的歷史真實之作業。刑事審判所謂「犯罪經證 明」乃係指得以證明肯認至「高度蓋然性」之情形，又所謂 的高度蓋然性並不是否定反對事實之存在可能性，如就抽象 之可能性而言，縱存留有反對事實存在之疑慮，然參照健全 社會常識，得以判斷為該疑慮並無一般合理存在可能性時， 法院仍得為有罪之認定。此外，如停留於思考、想像上之單 純蓋然性，無疑會有陷入意想不到之誤判危險（日本最高裁 判所第一小法庭昭和48年12月13日判決、平成19年10月16日 裁定參照）。
㈢、原審停留於之單純想像蓋然性，未詳究證人田德慶等人之證 詞均具有信用性，且與其他客觀證據具有整合性、一致性， 復未一併勾稽印證其他證據，遽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尚有未 洽。是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應難認為無理由，應由本院撤 銷原判決，另予改判。
四、科刑時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所審酌之情形：㈠、按刑之量定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同時審酌行為人之年 齡、性格、經歷、境遇、習慣、環境、家庭情事、犯罪動機 、方法、態樣、結果、情狀、被害程度、對社會影響及犯罪 後態度、悔悟程度等事項後，予以適當決定（日本最高裁判 所第一小法庭昭和25年5月4日判決參照）。 ㈡、犯行後態度之定位：
１、量刑基本出發點係根據犯行本身之違法有責性程度，於法定 刑（或處斷刑）範圍內，決定責任刑之刑度及分量。並且在 此範圍內，基於一般、特別或刑事政策之考量，劃定具體之 量刑。
２、固然決定量刑範圍之基準係建構在該犯罪行為本身，但處罰 犯罪行為之根據既然係因該犯罪行為違法侵害法益，或紊亂 法秩序，行為人犯罪後之行為、態度，是否有助於回復受侵 害之法益或被攪亂之法秩序，對於過去行為之違法性或責任 程度之評價，自亦會有所不同。況基於預防或刑事政策之觀 點，犯行後之態度對於量刑自亦會有一定程度之影響。３、自白犯行對於量刑之影響：
⑴、固然自白動機不一，有基於對犯行之真摰悔悟反省，或出自 希望減輕刑罰，或無法招架偵查機關之嚴厲追緝。但不可否 認的是，行為人之自白，會促使搜查或公判審理程序迅速進 展運營，連帶促成國家司法機關有限之人力、物力資源得以 更有效投入至其他犯罪之偵查及追訴。同時，對於被害人或 一般社會而言，亦會造成儘速解決犯罪之安心感效果。因此
，至少從一般預防或刑事政策之觀點而言，針對供述自白之 被告，將自白作為量刑考量之有利因子自亦有相當之理由。⑵、相對於此，行為人如否認犯行，無異是表明就犯罪事實不服 之意思，否認犯行毋待贅言，當然無法肯認行為人有反省心 ，就具體個案來說，更有可能是有再犯之外在表徵。因此， 原則上，將否認犯行之態度作為量刑上之不利因子加以審酌 ，毋寧是一不得不之選擇。
⑶、此外，刑事審判乃係由偵查至矯正之刑事整體程序之其中一 環，刑事司法之窮極目的既在於使社會遠離犯罪，為此刑事 審判除應考量應報刑之觀點外，更不得輕忽預防之視點。尤 其於刑事審判更不得無視個別被告之特別預防觀點。又特別 預防之核心終究應求諸於特定被告發自於衷心之反省，並冀 圖藉此防止再犯。準此，於刑事審判固然不得片面強調或過 度著重被告自白悔悟之心，但亦不得完全無視行為人之反省 悔悟態度（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二小法庭平成11年11月29日判 決、12月10日判決參照）。
⑷、綜上，對於行為人之處罰自應基於特別預防或一般預防之觀 點，對各個特定行為人施予妥適之處遇。為此事實審之法院 自應審酌犯人之性格、年齡、境遇以及犯行之罪質、動機、 態樣、犯行對社會所生影響與犯行後之情狀等相關因素，據 以量定適切妥當之刑罰（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昭和23年10 月6日判決、第二小法庭昭和58年7月8日判決參照）。 ㈢、爰審酌被告參與本件犯行之角色、地位，犯罪之動機、目的 、犯行態樣、及生活狀況、教唆詐得財物甚微僅有1,100元 （本院卷第236頁反面），高中畢業智識程度（選他129號卷 第238頁）、家境小康、證人田德慶等人均已受緩起訴處分 確定，考量共犯（含教唆犯）之量刑均衡及被告終局坦承犯 行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七、緩刑之諭知：
㈠、按緩刑宣告係由法院審酌犯罪情狀，對於現實上尚無執行刑 罰高度必要性，或有改過遷善可能性之被告，儘量避免刑罰 執行及前科標籤所帶來之弊害（如被告因執行刑罰而陷於自 暴自棄、或於監獄內沾染各種惡習，或日後難以復歸正常工 作等等），同時藉由撤銷緩刑宣告之警告，誡命被告反省謹 慎，保持善行，冀圖達成防止再犯之目的（日本最高裁判所 第一小法庭昭和24年3月31日判決、第二小法庭昭和26年10 月6日判決參照）。
㈡、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乙紙（本院卷第27頁）在卷可稽，又
本件被告係受拘役30日之宣告。另考量緩刑制度，為促使惡 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且檢察官方面 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本院卷第252頁正面）。本院 認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對被告宣告緩刑，應難認 為不當。
㈢、爰審酌被告宥於新城鄉公所秘書林泰源之請託，一時疏於注 意，致罹刑典，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 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被告以暫不執行其刑為適當，爰依刑 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 。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另告以證人田德慶等10人得以擔任大漢 活動中心射箭比賽場地整備及清潔工作人員名義，於98年10 月24日出勤紀錄表上虛偽記載出勤紀錄，並藉擔任射箭比賽 場地整備及清潔工作人員名義申報加班費，而認被告另涉犯 刑法第214條教唆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云云（原起訴書認 被告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嫌，業 據檢察官於本院104年3月5日行準備程序時，當庭更正為涉 犯刑法第214條教唆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二、查98年10月份短期促進就業措施－促進原住民在地就業計畫 出勤紀錄表，係由證人田德慶等10人自行填載，非新城鄉公 所葉秀信等相關公務人員所製作，業據證人田德慶等10人證 稱在卷（選他129號卷第60頁至第63頁、第87頁至第89頁、 第211頁至第213頁、第215頁至第218頁、第309頁至第311頁 、第323頁至第324頁、第220頁至第223頁、第232頁至第235 頁、第226頁至第228頁、第65頁至第68頁、第86頁至第87頁 、第262頁至第265頁、第288頁至第289頁、第267頁至第270 頁、第289頁至第290頁、第301頁至第303頁、第320頁至第 322頁、第305頁至第307頁、第322頁至第323頁、第313頁至 第315頁；原審卷第103頁至第118頁、第118頁至第127頁、 第147頁至第167頁）。
三、按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須一經他人之申報 ，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不實之申報予以登載 ，始足構成。若其所為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 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無從成立該罪（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78號判決參照）。亦即刑法第21 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須公務員僅具形式審查權，而 不得不將行為人申立事項，依其申告記載於公文書時，始得 以本罪相論擬。
四、查證人葉秀信於本院104年3月1日審理時結證稱：（「問：
但簽到有簽而人不在，你會刪除嗎？」因為我比較忙，所以 我委派王玉婷，我只有形式審查。但是依照我的職權，我應 該要做實質審查。）（本院卷第234頁正面）。查證人葉秀 信對於證人田德慶等10人所填載之98年10月份短期促進就業 措施－促進原住民在地就業計畫出勤計錄表，既有實質審查 權，而非僅得作形式審查不得不將證人田德慶等10人所申立 事項，依其申告記載於公文書，參照前開說明，自難以刑法 第214條相論擬。又證人田德慶等10人既不致構成刑法第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參照刑法第29條立法修正理由： 改採德國刑法及日本多數見解之共犯從屬性說中之「限制從 屬形式」。依限制從屬形式之立場，共犯之成立係以正犯行 為(主行為)之存在為必要，而此正犯行為則須正犯者(被教 唆者)著手於犯罪之實行行為，且具備違法性(即須正犯行為 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始足當之，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3項失敗教唆及「無效教唆」之處罰。被告縱有教唆證 人田德慶等10人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亦屬無效教唆，不應以 教唆犯相繩。
五、惟因檢察官認此部分如果成罪與前開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 有想像競合犯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院卷第148頁反面）， 故就此部分，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及非兩造攻防之對象：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98年10月23日，在新城鄉大漢活動中 心，告知短期工作人員田德慶等10人，倘於次日（98年10月 24日）前往花蓮縣花蓮市東洋廣場參與傅崐萁選舉造勢大會 者，參加時數得以報加班，並有免費便當可吃等語，以政府 預算作為走路工，期約田德慶等10人，因認被告另犯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選舉交付賄賂罪嫌云云。二、查上開公訴意旨部分，業經原審法院判決無罪在案（原審卷 第322頁至第333頁）又檢察官對於此部分並未提起上訴，不 在上訴範圍，亦據檢察官指明在卷（本院卷第148頁反面） 。該部分如認與本院前開認定有罪部分，無裁判上一罪之關 係，應予數罪併罰，茲檢察官對該部分既未提起上訴，自業 已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之內。
三、又縱認公訴意旨欄部分，如果成罪與前開本院判決有罪部分 ，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惟基於以下理由，關於被告是否另 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選舉交付賄賂罪嫌， 應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其理由如下：
㈠、裁判上一罪數犯罪事實且有相當程度之「獨立性」及「可分 性」：
１、裁判上一罪實質上應為數罪，不過係將事實上「可分之數個
犯罪」，擬制規定為裁判上一罪，於科刑時從一重處斷。易 言之，裁判上一罪選設為審判對象之數個犯罪事實，並非立 於不得兩立併存之關係，裁判上一罪於訴訟法上或係當成一 個訴訟客體，惟揭開其面紗後之犯罪事實，似非單一不可分 的存在，投射至訴訟追訴次元，亦不必然認為數犯罪事實已 化學變化，質變成不可分離之一體關係。裁判上一罪之數個 犯罪事實，既得分別涵攝各自構成要件，各別還原回復至各 自受評價之法律事實，認定一部分無罪時，更得於判決書理 由欄與有罪部分區隔分離，足認就與其他有罪判斷之關係而 論，無罪部分係有相當程度之獨立性及可分性，各部分具有 足以為相異處理之可分（能）性。
２、對於上述觀點，最高法院亦為如下之判示：⑴、86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
所謂單一性案件指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 犯等案件。上級審法院認案件屬單一性不可分，必須合一裁 判者，以原審判決之數部分事實俱屬有罪，始足當之，若事 實之一部經認定為不成立或不能證明犯罪，自與其他有罪部 分之事實無不可分關係可言。本件被告被訴涉嫌竊盜部分， 檢察官起訴書事實欄記載稱被告向人購買已毀損之小客車後 ，竊取與之同型式之小客車，將所竊得小客車之引擎號碼磨 損，改造為與所購小客車引擎號碼相同，然後懸掛所購小客 車車牌，轉售他人云云，（竊盜部分）似與變造準私文書部 分具有「牽連犯之不可分關係」，但（竊盜部分）既經原審 （高雄高分院）為第二審判決，維持第一審諭知此部分無罪 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自已確定。⑵、99年度台上字第2643號判決：
單一性案件，包括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及刑法修正前 之牽連犯、連續犯等屬之）案件。所謂「單一性不可分」， 必須全部事實之各部分俱成立犯罪，始足當之，如其中部分 有應為無罪，即與有罪部分無不可分關係可言。⑶、準此，應可印證：裁判上一罪之數個犯罪事實並非絕對不可 分離，如其中一部分判決無罪，與有罪部分間應具有可分性 、區隔性。足認，將裁判上一罪數犯罪事實始終為緊密不可 分之觀察，似與實態難謂相符。換句更通俗的話說，裁判上 一罪之數犯罪事實，本質上不必然有如天生連體嬰般之不可 分離關係，毋寧說，多少帶有人為擬制之色彩，如95年刑法 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為裁判上一罪，經刑法修正後現已 多認為數犯罪事實應予「數罪併罰」相繩。既然裁判上一罪 之數犯罪事實得擬制成一罪之關鍵條件在於數犯罪事實均判 決有罪，如其中一部分經認定為無罪，顯已失去擬制成一罪
之連鎖條件，回復原先之獨立個體關係，得以各走各的陽關 道，各行各的獨木橋，似無必要再牽扯糾結在一起。㈡、無罪與有罪既無不可分關係，邏輯上自無「上訴不可分」之 關係：
如前示最高法院判決要旨，「單一性不可分」必須全部事實 之各部分俱成立犯罪，始足當之，如其中部分有應為無罪， 即與有罪部分無不可分關係可言。易言之，認為兩者已相互 獨立分離似亦無不可。既然有罪與無罪已無不可分之關係， 並已相互獨立分離，如認檢察官就有罪部分上訴，效力亦及 於無罪部分，無罪部分亦連帶移審繫屬至上訴審法院，豈非 與上述建立之前提命題相矛盾。且是否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 ，係作為審判對象之公訴事實經「認定有罪後」之評價問題 ，檢察官起訴之「部分」公訴事實既經法院為無罪之判斷， 自毋庸再去論究檢察官起訴之全部公訴事實是否具有裁判上 一罪之不可分關係。既然無須再去討論是否具有裁判上不可 分之關係，豈又會有「上訴不可分」之當然效果？㈢、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符合當事人利益： 在經過原審法院攻擊防禦之後，檢辯及被告對於案件之爭點 已經相對清楚明瞭，上訴既然是針對原審判決表示不服之方 法，審理焦點若能多集中聚焦在兩造仍有爭執而不服之部分 ，自然較符合提起上訴之目的。於本件案型，既然檢察官就 無罪部分未提上訴，如以此作為上訴審審理之界限，將上訴 審法院之審理範圍限定在被告經原審法院判決有罪部分，兩 造當事人不但能夠針對案件爭點，充分準備攻擊防禦策略及 方法，並且也較能達到提起上訴之預期效果。
㈣、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未牴觸可分性準則： 無罪部分得否自攻防對象除外，與得否一部上訴問題攸關。 而一部上訴是否合法，取決於所謂的「可分性準則」。亦即 ，就判決內在關係而言，聲明不服部分與未聲明不服部分， 在事實上及法律上可以分開處理，聲明不服部分具有自主性 。具體言之，取決於下述2項輔助性基準：
１、就上訴審之審理過程正面觀察：若上訴審得以原審判決未經 聲明部分之認定為基礎，不予更動，僅自行審理經聲明不服 之部分，則該一部上訴聲明原則上可能為分別審理，因此亦 合法。
２、就審理可能結果反面觀察：當聲明不服之部分被撤銷或改判 時，如未經聲明不服部分原審判決在法律上及事實上之認定 ，繼續維持，與經聲明不服部分撤銷改判後之審理結果，不 會產生兩者相互矛盾之情況，則該一部上訴之聲明，事實上 可能分別處理，法律上因而認為合法。
依上述「可分性準則」檢視，無論正面或反面觀察，於本件 案型，本院得以原審判決未經聲明部分之認定為基礎，不予 更動，僅自行審理經聲明不服之部分，且縱然聲明不服之部 分被撤銷或改判時，繼續維持未聲明部分，似亦不會產生矛 盾之情況。準此，認為無罪部分業已自兩造攻防對象除外， 似無牴觸可分性準則。
㈤、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得保障被告接近使用法定救濟程 序：
如固守傳統支配性見解，於實務操作面上，恐有不當限縮被 告上訴權之虞。蓋裁判上一罪一部分為輕罪，一部分為重罪 ，重罪部分經原審法院認定無罪，輕罪部分判決有罪，於 本件案型，如採取我國實務傳統操作模式，認為重罪部分亦 會移審繫屬至上訴審法院，上訴審法院亦得調查審理業經原 審法院認定無罪之重罪部分，加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第1項固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 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 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經該條項但書規定與傳 統見解之「移審繫屬、審判對象效」相互作用結果，被告恐 可能獲致較原審判決更不利之重刑結果。被告方面可能因擔 慮不利益變更而猶豫躊躇是否行使上訴權，不敢就輕罪（有 罪）部分提起上訴（因為怕賠了夫人又折兵）。準此以觀， 傳統觀點無異以「移審繫屬、審判對象效」，壓縮被告之上 訴權，阻礙被告接近使用法定救濟程序。至於或有論者認為 ，如稍微修正系爭案型，調整成僅有檢察官就無罪部分不服 提起上訴，被告方面就有罪部分未提上訴時，依所謂的「攻 防對象論」所述，上訴審僅能調查審理上訴部分，如上訴審 撤銷原審判決無罪部分，改判為有罪時，因上訴審未能調查 審理未上訴部分，則上訴審究如何從一重處斷？如依二判決 結果執行，對被告豈不是更為不利？惟因「攻防對象論」之 實質根據之一係建立在：檢察官就原審判決無罪部分未提上 訴，得視為已放棄追訴，既然檢察官業就無罪部分提起上訴 ，應認無「攻防對象論」之展開餘地，原審判決有罪部分， 應仍會移審繫屬至上訴審法院。足見，上述擔憂可能有過慮 之疑。
㈥、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得與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61條、 第367條相呼應：
刑事訴訟法第361條規定：（第2項）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 由。（第3項）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 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期未補提者，原審 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第367條前段規定：第二審法院認
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觀察刑事訴訟 法第361條之立法修正理由為：提起第二審上訴之目的，在 於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原判決，自須提出具體理由， 爰增訂第二項，明定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第367條之 立法修正理由為：經法院裁定命補正上訴理由，逾期仍不補 正者，得予判決駁回上訴。如所提非屬具體理由者，法院得 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判決駁回（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892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297號判決參照）。既然上訴 應提具體理由供上訴審法院審酌，則於本件案型，檢察官既 然未就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顯然就該無罪部分不會提 出上訴理由。準此以觀，如沿襲我國傳統實務一貫見解認為 ：無罪部分亦會移審繫屬至上訴審法院，因檢察官就無罪部 分既未提出上訴理由，則上訴審法院究應如何調查審理無罪 部分？法院如向檢察官請求釋明，檢察官又表示對該部分並 無不服之意，則上訴審法院就無罪部分又將如何續行調查審 理？如仍堅持上訴審法院就無罪部分仍須調查審理，則豈不 是會造成：被告方面對有罪部分，須提出上訴理由，否則法 院得予駁回上訴，但檢察官方面竟毋庸檢具任何具體理由， 即可搭便車順帶上訴之不公平現象？
㈦、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契合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修 法主軸：
92年刑事訴訟新制之修法重點之一即是：在改良式當事人進 行主義之架構下，訴訟程序之進行應由當事人扮演積極主動 之角色，而以當事人間之對立辯證為主軸，同時確立檢察官 之實質舉證責任。足證，檢察官在其起訴之公訴事實範圍內 ，應負有舉證之責任，藉由兩造當事人間之攻擊防禦，形成 實體判決，並濃縮具體呈現在判決書上。基於當事人進行主 義及公平法院理念，上訴審法院之審判範圍似不得逾越檢察 官之訴追意思，上訴審法院似更不宜有輔助檢察官之角色扮 演（當然更不得與檢察官聯手打擊被告），檢察官對於原審 法院之判決如無表示不服時，似得認為檢察官將其追訴對象 限縮在原審法院判決有罪範圍內，原審法院判決有罪以外之 其他公訴事實，無妨認為檢察官已放棄對被告為更不利益事 實認定之請求。因此，如依舊沿襲我國實務一貫見解，及日 本昭和46年前之裁判論點，認為系爭案型，上訴審法院仍須 就檢察官已不爭執之無罪部分調查審理，恐難與92年刑事訴 訟新制之修法主軸相契應。尤有甚者，修法基石之一既在確 立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檢察官就原審法院諭知無罪部分 ，既已不加爭執，就該部分當然不會進行舉證活動，如仍固 守傳統見解，上訴審法院就無罪部分豈不是須加以「職權調
查」，甚「職權蒐集」證據，如此操作，豈不是與修法方向 背道而馳。
㈧、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不致產生不合理結果： 固有認為：就裁判上一罪之其中一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 ）先予確定，如上訴審法院就有罪部分撤銷發回原審，受發 回更審法院就有罪部分仍為有罪判斷時，實有背於裁判上一 罪應從一重處斷之旨趣，且如以想像競合犯為例，不難想像 會發生：一個有罪，一個無罪之不合理結果。但如前述我國 最高法院所闡示，裁判上一罪如其中一部分事實應為無罪， 即與有罪部分無不可分關係，且因無罪部分已自兩造攻防對 象除外不再復活，受撤銷發回更審法院，對無罪部分應不得 再調查審判。有罪、無罪部分既已無不可分關係，受發回更 審法院就有罪部分縱仍為有罪判斷時，於論理上似不致發生 應從一重處斷之情形。且因有罪、無罪部分早已分道揚鑣， 外觀上縱然一個有罪，另一個無罪，似亦難認為係一不合理 之結果。
㈨、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與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並無 衝突：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固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 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傳統實務見解似均以 此條項為立論基礎主張：裁判上一罪於訴訟法上構成單一訴 訟客體，因各有關係部分具有不可分之關係存在，縱僅對有 罪部分提起上訴，有關係之無罪部分亦會移審繫屬至上訴審 。惟如上開所引之2則最高法院判決所示：「單一性不可分 」，必須全部事實之各部分俱成立犯罪，始足當之，如其中 部分無罪，即與有罪部分無不可分關係可言。足證，有罪部 分與無罪部分，既已無關係，自文義解釋觀之，似無刑事訴 訟法第348條第2項之適用餘地。如認為2者已無關係，又依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認為2者「有關係」，全部 公訴事實均移審繫屬至上訴審，反倒似有矛盾之疑？況如認 無罪部分已自兩造攻防對象除外，又認無罪部分仍為上訴審 法院之審判對象，似反而有矛盾衝突之疑。
㈩、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與案件單一性原則無間： 傳統見解似認為：既然裁判上一罪係於科刑上從一重處斷， 基於該特別犯罪關係，將本質上數罪之裁判上一罪案型，以 一個刑罰權相繩應係適當的。而為使被告受服一個刑罰權之 處罰，於程序上應將裁判上一罪當成一個不可分割客體，因 此將裁判上一罪劃歸為「單一案件」。或認為裁判上一罪， 其基本事實雖不相同，而在實體法上作為一罪，刑罰權僅屬 一個，其在法律上之事實關係既為單一，在訴訟法上作為單
一訴訟客體無從分割，具有不可分性。然如從訴訟法角度觀 察，本質上數罪之裁判上一罪，基於刑罰權適用上「處罰一 回性」之合目的性要求，被告僅須受服一個刑罰權。既然被 告曾一度置身於受追訴處罰之危險，則應被賦予不再置身於 受二次刑事訴追，究責苦痛之權利，此乃文明國家不證自明 之理念。而就禁止「雙重危險」之反射效果而言，既然裁判 上一罪僅使被告受服一個刑罰權，反映至訴訟追訴層面，國 家就裁判上一罪之公訴事實當然被允許僅有一個訴訟單位。 足見，將裁判上一罪於訴訟法上當成單一不可分之訴訟客體 ，其目的係在藉由訴訟（處罰）一回性，實現被告法的安定 性之利益。於本件案型如將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就被 告呂春美部分而言，上訴審法院僅針對使公務員登載不實部 分調查審理，並不致使被告呂春美再度置身於受二次刑事訴 追，究責苦痛（反而被告呂春美就無罪部分，得盡早脫離訴 追、究責漩渦），國家仍可就使公務員登載不實部分續行訴 訟，實現國家刑罰權（無罪部分之效力不會及於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部分），亦無違背刑罰適用上「處罰一回性」之合目 的性要求。可見，無罪部分自攻防對象除外，似亦與案件單 一性原則無間。況如依日本小野清一郎教授對於「案件單一 性」之詮釋：單一性係一個案件不可分割處理之問題，是所 謂的「空間統一性」；團藤重光教授則詮解：所謂單一性係 指暫時捨棄訴訟發展性，以橫切面靜態觀察時，公訴事實為 一個單位。足見，案件單一性，係屬在訴訟某一時點，公訴 事實是否為單一之問題，亦即公訴事實在特定時點應延展至 何界限之「幅度」問題。而伴隨著動態訴訟之時間發展，幅 度本有可能伸展、縮小。是堅守「公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 ）」=「上訴不可分」之操作模式，似有忽略視察訴訟發展 性、變動性之疑。
應重新思考「上訴不可分」概念：
１、傳統實務見解之「裁判可分性基準」係建立在公訴不可分、 審判不可分、以主文宣示內容為基準之上訴不可分原則上， 但於92年刑事訴訟新制引進兩造對抗機制後，加上96年導入 提起控訴應檢具具體理由之「事後審」色彩後，基於審級救 濟構造之轉變，於今日將「提起公訴」與「提起上訴」2者 等同而論，似可能有忽略上述刑事訴訟結構已然根本改變之 疑，而且主文僅是法院意思表示方式之一，似尚難認為得構 成上訴不可分之實質基準。準此以觀，前述諸基準應難認為 係決定上訴不可分之準則，而有必要再度重新思考「上訴不 可分」之概念。
２、其次，傳統之「上訴不可分」概念直接與「公訴不可分」觀
念劃上等號，毫不顧及程序之變動性及靈活性，對於判決內 容不致產生矛盾之裁判上一罪之複數犯罪事實，強令上訴審 法院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加以調查審理，顯未尊重當事人之上 訴主觀救濟意思，更不利於訴訟經濟目的，是以實務方面如 能適度承認一部確定效，肯認裁判上一罪之一部上訴，應可 發揮訴訟迅速及經濟效果，減輕法院之沉重負擔。、攻防對象論與最高法院新近裁判動態及刑事訴訟法修法思維 不謀而合：
頃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791號、第5099號、第7211 號判決、101年度台上字第6516號判決均判示：刑事妥速審 判法第9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在針對歷經第一審、第二審（更 審亦屬之）之二次事實審審理，就事實認定已趨一致，且均 認被告無罪之案件，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乃特別限制控方 之檢察官或自訴人提起第三審上訴，須以嚴格法律審之重大 違背法令情形為理由，用資彰顯第三審維護抽象正義之法律 審性質，而不再著重於實現具體正義之個案救濟，俾積極落 實控方之實質舉證責任，以減少無謂訟累，保障被告接受迅 速審判之權利。所稱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必係經實體 上之審理，以確定本案刑罰權有無之實體判決，不及於就訴 訟要件是否具備與有無違背訴訟法之規定所為之形式判決； 且除單純一罪（含數罪併罰）案件得以判決主文所宣示者為 據外，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解釋上應併就判決理由內 已敘明不另為無罪之判決部分，為總括整體性之觀察判斷， 定其各罪是否符合本條之規定，始符立法本旨。足認我國最 高法院伴隨刑事妥速審判法之制定，似有微調傳統「上訴不 可分」之觀念，認為第二審法院於理由欄認定裁判上一罪之 其中一部分事實為無罪，該無罪部分於第三審階段，得自兩 造攻防對象除外。足認，最高法院頃近見解亦認為毋須固守 所謂的「上訴不可分」原則。
、外國實務之借鏡：
１、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昭和46年3月24日判決： 基於審判對象之設定原則上係委諸於當事人，防止對被告為 無預期之突襲，期待當事人為公正之訴訟活動等因素，上訴 審法院應以當事人之訴訟活動為基礎，上訴審之審查基本方 針亦是以當事人所提上訴旨趣為中心。本件公訴事實中，經 第一審判決認定有罪部分及無罪部分（於實體法上）縱構成 裁判上一罪之關係，但因各個部分均得各自該當充足的一個 構成要件，各犯罪事實亦均係得獨立存在。第一審判決理由 欄認定無罪部分，被告方面並無提出上訴不服之利益，且因 檢察官就該部分亦未表示不服而提起上訴，本裁判所認為應
得視為兩造當事人間，業將該部分自「攻防對象」排除在外 。
２、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庭昭和57年4月22日判決： 原判決既業於判決理由欄中為無罪之認定，因檢察官對該部 分並無表示不服提起上告(即第三審上訴)，本裁判所認為該 部分應已自兩造當事人間之攻防對象除外。
３、日本仙台高等裁判所昭和57年5月25日判決： 以被告所犯具有包括一罪及想像競合關係而提起公訴之犯罪 事實，原審法院為一部分有罪判決，一部分為無罪之認定， 因檢察官就原審認定無罪部分，並無表示不服（亦即檢察官 對於原審認為無法證明犯罪，而於判決理由中不另為無罪諭 知部分），考量現行刑事訴訟法之當事人主義色彩，本法院 認為應將檢察官未主張不服之部分，排除於兩造攻防對象之 外，該部分事實為本院職權調查所不及。
、
１、綜上，本院認為裁判上一罪原本係設定在一審且各部分均為 有罪之處理，在一審判決宣告後，各部分均為有罪以外（即 一部分有罪、一部分無罪等）之情形，則有可能按照刑事訴 訟法基本原則建構新理論。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即是盡可能 強化被告之防禦權，易言之，法院不可代行檢察官之職權， 此點正是當事人主義之本來意義。裁判上一罪就「審判對象 」而言固或係不可分，但從「攻防對象」角度切入，認為事 實上可分之觀點，應得認為係按照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正當 見解。既然無罪部分已自攻防對象除外，因當事人未將無罪 部分設定為辯論之對象，裁判所如發動職權審理無罪部分， 則會對當事人造成突襲，準此，就結果來說，無罪部分亦自 職權調查除外。如此觀之，自攻防對象除外之無罪部分事實 上於一審當時，業已發生與確定相同之效果，進而發生自審 判對象除外之效果。
２、至於堅守傳統所謂「上訴不可分」之操作模式，則不可避免 會有以下之疑義存在：
⑴、現行刑事訴訟法設計之基本原則，已揚棄傳統職權糾問訴訟 觀，改採改良式當事人主義訴訟構造，自應盡可能尊重兩造 當事人之意思，檢察官起訴之公訴事實經原審法院判斷後， 究竟以何部分為審判之對象或攻防之對象，自應委諸於當事 人之積極作為；反之，上訴審法院如採取積極主動態勢，將 無罪撤銷變更為有罪，豈不成為原本應如棒球裁判（長）一 般之法院代行檢察官之攻擊行為，如非立基於以高度職權主 義為前提，實無法肯認之。
⑵、經原審法院認定為無罪，且檢察官未表示不服提起上訴之部
分，如有變更為有罪之機會，實無法避免一方面認為法院之 職權是被動受限的，但另方面又得代行檢察官權限相互矛盾 之批判。尤有甚者，可能會因被告辯論技巧拙劣與否，導致 無罪翻盤成有罪之可能性。
⑶、檢察官方面如要確保上訴審法院糾正原判決之機會，僅須提 起上訴即可，檢察官明明得提起上訴竟未提起，而仍期待上 訴審法院糾正原判決，實有混淆司法權與檢察權分際之虞。３、因此，本院認為原審就被告另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第1項之選舉交付賄賂罪嫌為無罪諭知之部分，既不在檢察 官上訴不服之範圍內，參照前開說明，該部分應不在檢察官 及被告之攻防對象內，該部分事實應為本院審理調查範圍所 不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2條第1項、第29條、（修正前）第339條第1項、第3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春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4 月 28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張健河
法 官 林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