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
四、再按「刑事被告乃程序主體者之一，有本於程序主體之地位 而參與審判之權利，並藉由辯護人協助，以強化其防禦能力 ，落實訴訟當事人實質上之對等。又被告之陳述亦屬證據方 法之一種，為保障其陳述之自由，現行法承認被告有保持緘 默之權。故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 知左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 ，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 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有 利之證據。』此為訊問被告前，應先踐行之法定義務，屬刑 事訴訟之正當程序，於偵查程序同有適用。至證人，僅以其 陳述為證據方法，並非程序主體，亦非追訴或審判之客體， 除有得拒絕證言之情形外，負有真實陳述之義務，且不生訴 訟上防禦及辯護權等問題。倘檢察官於偵查中，蓄意規避踐 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之告知義務，對於犯罪嫌疑人 以證人之身分予以傳喚，命具結陳述後，採其證言為不利之 證據，列為被告，提起公訴，無異剝奪被告緘默權及防禦權 之行使，尤難謂非以詐欺之方法而取得自白。此項違法取得 之供述資料，自不具證據能力，應予以排除。如非蓄意規避 上開告知義務，或訊問時始發現證人涉有犯罪嫌疑，卻未適 時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告知，即逕列為被告，提起公 訴，其因此所取得之自白，有無證據能力，仍應權衡個案違 背法定程序之情節、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對於被告 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害或實害等情形， 兼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審酌判斷之。」（最 高法院九十二年度臺上字第四○○三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因此，本判決遇有前開檢察官於偵查中，對於犯罪嫌疑人 以證人之身分予以傳喚，命具結陳述後，採其證言為不利之 證據，列為被告，提起公訴之部分，就其不利之陳述是否能 列為該人之自白，將以上開最高法院之見解做為判斷之準則 。
五、本案諸多被告抗辯其等在調查或偵查中之自白或對其他被告 不利之證述，是因檢調之利誘、威脅下，其等怕被羈押或為 求交保所為之供述，故不具任意性云云。惟按「實施刑事訴 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 ，一律注意。」，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查貪 污治罪條例關於受賄與行賄者於偵查中（含調查中）自白均 有減輕其刑之規定（該條例第八條、第十一條參照），則實 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如調查員或檢察官，若對於被告 曉諭果真確有為受賄或行賄犯行的話，就把事實真相說出來
，可能會受較有利之刑度；或可能交保等語，此或係調查員 或檢察官衡量如被告把事實真相交待出來的話，串證之原因 已消滅，自有可能不用被羈押。則在上述情況下，被告如自 白犯行或證述對於其他被告不利之事實時，因係檢調人員向 被告曉諭何者情形下對被告有利或不利，因此被告（或證人 身分之被告）供述難謂不具有任意性。或謂若檢調人員告知 被告不把事實真相說出來的話就會被羈押等語，此對被告形 成一種壓力，故被告該等供述不具有任意性云云。然任何一 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面對自己所犯錯誤或可能被冤枉時， 內心都會有壓力，甚至證人到法院、檢察署、警察局、調查 局做筆錄時，心裡都有壓力，這種壓力與大多數每個人每日 的工作、生活都有壓力是一樣的，故壓力對人是無所不在的 ，以單純壓力認定有無影響人的自由意志任意性，出發點已 屬不符合現實。應該要看壓力的來源是否合法？合法的壓力 來源縱使會讓人產生極大的壓力（甚至讓人畏罪自殺），亦 無須做出否定自由意志任意性的決定；但若非法的壓力來源 ，縱使壓力極小，亦應否定其價值。從而，本院將以上述觀 點，在下述「證據能力欄各論」時，對有提出供述非任意性 抗辯的被告，加以說明其等在檢調單位訊問時所為之供述， 是否具有任意性。
六、關於本案以下所引認定被告犯罪之監聽譯文之證據能力： ㈠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八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公布施行，檢警人 員在此之前之電話監聽所得資料能否作為證據（證據適格） ，我國實務係以：現行刑事訴訟法，對證據之蒐集，不限於 在審判法院之前為之，而為裁判基礎之證據方法，亦不以法 院直接蒐集所得者為限，此觀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 、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二十九條至第二百三十一條等所 規定之趣旨即明。至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證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依五十 六年增訂該條文之立法理由：「本法仍以大陸法之職權進行 主義為基礎，以發揮職權主義之效能，對於證據能力，殊少 加以限制，凡得為證據之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惟其訴訟 程序所以採直接審理主義及言詞主義，原在使裁判官，憑其 直接之審理及言詞之陳述，獲得態度證據，形成正確之心證 ，以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證人以書面代到庭之陳述，與直 接審理主義及言詞主義有違，故規定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 得作為證據」以觀，乃專就證人之陳述方式設其限制，即不 得以書面代替到庭之陳述，藉以符合直接審理主義及言詞主 義之要求，非謂於法院審判外所蒐集之證據不得作為證據。 因之，依法監聽之錄音，苟有可信賴之情況保證，足認其內
容為原陳述人之對話者，有證據之容許性，不得概認其為審 判外之陳述而加以排斥，或限制其僅得作為補強證據；至其 證明力如何，則由法院自由判斷之。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 理作用，為認定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自非 法所不許（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四四五五號刑事判 決意旨參照）。又通訊秘密係基本人權，為憲法第十二條所 明定，通話為通訊之一種，自在保護之列，司法警察，依其 層次有協助檢察官或受檢察官指揮偵查犯罪，亦得不待檢察 官之指揮，而逕行調查犯罪嫌疑人及蒐集證據，固為刑事訴 訟法所規定，但關於侵害基本人權之「通訊監察」，法律尚 未賦予警察機關得以逕自為之之權限，即令檢察官為偵查犯 罪之必要而行通訊監察，為兼顧人權，亦應謹慎注意為之， 法務部為免過濫，訂頒「檢察官實施通訊監察應行注意事項 」，得實施通訊監察，以第二項所列舉之罪名為限；司法警 察機關為偵查犯罪需要，應依第七項規定，向檢察官聲請核 發通信監察書者，以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項司法 警察官（含同級之法務部調查局人員）為限，其聲請書應記 載：涉犯法條．．．等，通訊監察書應記載：案由、所涉犯 法條、監察對象、監察理由、期間．．．及聲請機關及依權 核發之意旨等，限制頗嚴，以保障人權（最高法院八十七年 度臺上字第四一一七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通訊 保障及監察法施行前之監聽資料如有偵查犯罪需要，且依法 經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書，即非不得作為刑事審判之證據。 ㈡綜上，因本案之監聽係發生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八十八年七 月十四日公布施行前，則司法警察機關實施通訊監察，須依 法務部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法檢決字第０七二三五號函修正 發布及八十七年十一月五日法檢字第００三六五號函修正發 布之「檢察機關實施通訊監察應行注意要點」第八點、第九 點之規定，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查本件係法務部調查局臺 北市調查處對被許良虔、張台雄（已被通緝）等人涉嫌貪污 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十條第一項等犯行實施通 訊監察，聲請檢察官准予通訊監察，業經檢察官核准，此有 最高法院檢察署通訊監察書（見第八捆原審卷第八宗第一至 二十四頁，本院更四卷第七宗第十七頁）及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通訊監察書（見第十捆原審卷第三十宗第三十二之 二頁）在卷可稽，依上開說明，應屬合法之監聽行為，所得 譯文資料，如確是譯文所示被監聽人與相對人對話之聲音， 且對話內容與譯文相符的話，本院審酌監聽內容係在被監聽 人不知情下，當屬真實對話，自得適當作為證據，依法應有
證據能力。
七、至於測謊，依學者見解，該測驗須事前獲得受測者同意，不 得強制為之，如受測者心理受到壓力，即不能測出其正確之 心理反應，該結果之可靠性必甚低（見第九捆原審卷第二十 三宗第一九八至二一六頁，卷內同案被告陳衍敏提出中央警 察大學印行黃東熊先生編著證據法綱要），受測者心理壓力 如何，是否願意配合受測，均屬問題，再參以證人即擔任本 案被告測謊工作之李復國於原審證述：「我們測謊不能用第 一次測謊來下結論，至少經二次測謊」等語（見第九捆原審 卷第二十三宗第一八四至一九三頁），可見測謊結果與受測 者心理狀況有關，充其量僅能作為辦案人員偵查方向之參考 ，報告書並非即能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且本院亦未以 測謊結果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被告及其等之辯護人爭 執測謊結果而為爭辯，並無必要。
貳、關於丁○○及周人蔘在調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一、關於本院所引用做為判斷被告等確有犯罪證據之周人蔘、丁 ○○在調查中之供述，均是出於任意性，並未有何被非法取 供之情（詳下述），且本院係以其等在調查中之供述與審理 中之證詞做一比較，再斟酌其他事證認何者較為可採之方式 ，來論述其等在調查中之供述確係出於任意性，並具有特別 可信性，而該等供述對於認定其他被告犯罪事實而言，係具 有證人證詞之性質，而對認定被告丁○○蔘自身行賄犯行而 言，則具有自白之性質，均具有證據能力。
㈠周人蔘部分：關於與被告丙○○受賄有關之證詞： ⒈周人蔘在調查中證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室三組之公 關費原係由張台雄負責處理後轉由丁○○處理，丁○○所言 支付二十七萬五千元公關費給丙○○處理等情均實在」等語 （見第一捆調查卷黑筆編號1周人蔘封面卷第一九０頁）。 ⒉惟其在本院更四審審理時證稱：我沒有對政府官員行賄，我 有錢放在丁○○那裡，她是巧立名目污錢，並不是真有這回 事（指行賄官員之事）等語（見本院更四卷第八宗第八十一 頁背面）。
⒊比對前開二者證詞，周人蔘在調查中之證詞係指其確有透過 丁○○行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室三組之督察員，惟其在 本院審理中卻稱從未行賄官員，放在丁○○那裡的錢是被她 巧立名目污錢云云，二者明顯不符。
⒋本院查：
⑴周人蔘雖曾辯稱：伊於臺北市調處所為供述係受調查人員威 脅、利誘，被帶往秘密地點辦案人員戲稱為「西廠」的地方 （見七捆原審卷第三宗第一五三頁），不准律師陪訊，且為
讓有胃痛吐瀉不已，已被軟押十天之張秀真能釋放，及在羈 押禁止接見，能回公司召集幹部會議期使公司可如常運作， 因此配合調查員作不實供述，及少年隊欲將之提報流氓，伊 為報復始挾怨亂說，且本件是調查人員誣陷云云。 ⑵惟原審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函查結果：該轄所屬流氓提報權 責單位，於八十二年至八十四年間，並無提報被告周人蔘為 流氓，亦無因流氓案件約談或移送被告周人蔘，有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八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八五）北市警刑大預字第八 七八四九號函附卷可稽（見第八捆原審卷第十五宗第二一五 頁）。再經原審向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函詢該處借調 周人蔘之查證情節，經該處於八十五年八月十日以（八五） 肅字第五六二二四六號函函覆略以：「⑴本處人員曾於八十 五年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七日借提周人蔘前往臺北市○ ○街○○○號八樓（非村霖建設公司、村霖建設公司設於十 樓）查證，每次停留時間約半小時，全程均由辦案人員在場 陪同戒護。查證事項係因周人蔘先後主動供述臺北市警局少 年警察隊、前隊長陳坤湖及嘉義地檢署某檢察官涉嫌索賄， 相關帳證、支票及證據均置於上址，本處借提周某前往取證 ，並非借提周某前往村霖建設公司處理私人事務；於取證過 程並無錄音、錄影。⑵為前述查證事項，曾於出發前在偵訊 室由周人蔘使用行動電話向渠相關人員（名不詳）聯絡以開 啟場所、準備衣物、協尋證物等。⑶有關周人蔘就犯罪事實 之供述，均出於渠個人意願，並無任何交換條件，相關筆錄 ，陳述甚詳。⑷有關前述偵查作為，本處均先向臺北地檢署 專案檢察官侯寬仁報告，經侯檢察官同意並指揮執行。」等 情，此有該處上開函覆原審之函文在卷足憑（見第七捆原審 卷第三宗第二八一至二八三頁）。足徵調查人員將周人蔘借 提出去是為了查證案情，並非如周人蔘所述係調查員以周人 蔘如配合調查員作不實供述的話，在羈押禁止接見期間，能 回公司召集幹部會議期使公司可如常運作云云，故周人蔘前 開抗辯，委無足採。另張秀真與周人蔘並非夫妻，則調查員 以周人蔘如配合調查員作不實供述的話，已被軟押十天之張 秀真能釋放云云，亦與常情不合，即不足取。況證人即被告 周人蔘在原審經法官問及在臺北地檢署及調查局所言實在否 時，其答稱：「實在。」等語（見第七捆原審卷一第四十八 頁背面）。足徵其在調查或偵查中並未遭受其前開辯稱的被 不正取供之情形，否則焉未在前述原審審理中將上情告知 法官，並怎會答稱其在調查或偵查中所述實在？益徵其嗣後 在本院審理中所為前開被不正取供之辯解，顯係為了脫免自 身被訴行賄公務員罪責所為之辯解，不足採信，且除該項審
判外之陳述（即前開調查中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 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且為證明 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則證人周人蔘在調查中之證述，具有 證據能力，堪以認定。
㈡丁○○部分：
⒈關於與被告丙○○受賄有關之證詞：
⑴丁○○在調查中證稱：支付給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督三組之公 關費（按即賄款），係周人蔘要其去支付的等語（見第一捆 調查卷黑筆編號2丁○○封面卷第一０一頁背面）。 ⑵惟其在本院更四審審理時證稱：其未曾拿過任何款項給被告 丙○○云云（見本院更四卷八第七十四頁）。
⑶比對丁○○前開在調查及審理中之證詞，二者明顯不符。 ⒉本院查：
⑴證人丁○○在原審審理時，經法官詢問在調查局所寫之筆錄 是否實在時，是答稱略以：「除了甲○○我做不實之供述外 ，其他有些為了配合調查局之供詞有些需修正．．．．，我 以前拿六十萬元給黃水田一次．．．．。」等語（見第七捆 原審卷第七宗第三十三頁背面）。經核與證人丁○○前開在 調查中證稱：有關少年隊部分，八十二年七、八月以前係由 佰利行直接以支票交付黃水田兌領後轉交少年隊各組，黃水 田轉手之公關費六十萬元，嗣因該隊員警謠傳黃水田有侵吞 款項之事，周人蔘乃派伊至少年隊瞭解，始知係張秀真簽發 支票延宕之故，後於八十二年底囑伊以「六十萬元之現金」 給黃水田處理．．．等語較為相合，且其上揭在原審審理之 陳述，亦未提到是周人蔘向被告黃水田借支票所致。況再核 以扣案丁○○之記事簿上載有「10、幼齒= 60」之字樣（見 第一捆調查卷封面丁○○黑筆標示2 卷宗第四十四頁），其 中「10」係指每月十日，而「幼齒」係代表少年隊之暗語， 至於「60」則係指六十萬元之意，業據證人丁○○證述明確 在卷（見第一捆調查卷封面丁○○黑筆標示2 卷宗第四十頁 背面），應認證人丁○○在調查中之證述較合乎實情。 ⑵再從附表二之監聽譯文可知，丁○○確實與張台雄談到交付 款項予「練」仔之事，「練」仔很挺彼等等語，此有卷附丁 ○○與張台雄之監聽譯文可稽（見第一捆調查卷封面陳衍敏 、練錫銘卷黑筆標示25第六頁反面、第七頁正面），而該「 練」仔就是被告練錫銘，且丁○○當時是與張台雄對話等情 ，亦據證人丁○○在調查中證述在卷（見第一捆調查卷封面 陳衍敏、練錫銘卷黑筆標示25第六頁反面、第七頁正面）， 應認證人丁○○在調查中之證述較合乎實情。
⑶況證人丁○○在本院上訴審及更一審審理時供述：確實有送
錢給丙○○，其之前關於送錢給丙○○之證述屬實等語（見 第十三捆本院上訴卷六第十六頁，第十五捆本院更一卷三第 二一三頁背面），核與被告丙○○在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自白相符。
⑷抑且，丁○○於原審審理之初並未到庭，嗣於八十五年八月 十二日首次到庭時陳述：伊係受到不明人士恐嚇及跟蹤，竹 聯幫派透過朋友要其不要亂講話，否則將對其不利，但其沒 有亂講話等語（見第七捆原審卷第三宗第二三四至二三五頁 ），足徵丁○○於原審審理即被幫派恐嚇，則其在審理中翻 異前詞，做與調查中不同之陳述，顯係為了維護自身安全所 致，益徵其在調查中之證述方具有特別可信性，當無疑義， 且其於上揭原審審理中亦陳稱其之前（指調查與偵查中）並 沒有亂講話等情，更徵該等調查中之證述始合實情。 ⑸雖丁○○在本院更五審抗辯：在調查中有許多調查員恐嚇其 一定要怎樣講，否則要收押，或調查員稱會替其求緩刑，讓 其判輕一點，其才會配合而如在調查筆錄所載般的陳述云云 ，惟經本院當庭勘驗丁○○於85年5月18日在市調處接受詢 問之錄影帶，從勘驗內容可知調查員有給丁○○休息，並提 供食物等，且調查員只是表示要丁○○多加考慮再回答，且 過程中調查員表示如果不說，會被收押，相同類型行賄案件 有業者配合，法律有優待等語，然其目的亦只是告訴丁○○ 若確實有做則坦白承認相關犯行將來亦可獲得相關優待，並 無所謂利誘或脅迫，另被告及辯護人表示調查員訊問時口氣 比較重或是語氣不佳，然調查員口氣較重或語氣不佳，純屬 個人主觀之感受，且勘驗過程中亦無調查員用謾罵威脅之語 句，此有本院104年12月1日及104年12月29日勘驗筆錄可稽 （見本院卷二第200至215頁、第224），在訊問過程並無任 何強暴、脅迫、利誘、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方法之行為，丁 ○○辯稱調查員有強暴、脅迫、利誘等僅為其片面之詞，衡 情顯係其為了脫免自身被訴行賄公務員之罪責所為之辯解， 不足採信，況如丁○○未有如前揭在調查中證述之事實的話 ，焉能與被告丙○○在偵查中之自白及周人蔘在調查中之證 詞一致？且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五項之規定，如自白 的話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則調查員對丁○○稱如配合的話 會替其求緩刑，讓其判輕一點，亦難謂此即是不法取供。又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款，有所謂為了避免串證而羈 押嫌犯之規定，則如嫌犯已吐實，自無「串證」之可言，故 調查員對被告丁○○稱要如何如何講，否則要收押等語，揆 諸前開說明，衡情調查員前開說法的目的是要丁○○據實陳 述，已如上述），從而，自難謂調查員之此等勸誘丁○○之
詞即是屬於違法取供，故丁○○前開關於在調查中被不正取 供之辯解，即不足採。
⒊綜上，應認丁○○前開在調查中之證詞，並未被非法取供， 並具有特別之可信性，與事實相符，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 所必要，自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案以下所引用之卷證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物 證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核並無非出於自由意願而為 陳述或遭違法取證及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再卷內之文書證據 ，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自均 有證據能力。
參、關於與被告丙○○犯罪事實有關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一、關於被告丙○○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八十五年五月二 十七日、八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及八十五年七月二日在偵查中 向檢察官所為之供述：
㈠被告丙○○抗辯其在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關於其如何從八十 一年六月至八十二年二月，按月收受丁○○所交付之臺北市 中山區之賄款十萬元；暨其如何從八十二年六月間起至八十 三年四月間止，按月大約在月中的時候，在臺北市警局督察 室辦公室內將裝在牛皮紙袋內之賄款十萬元放進被告楊秋癸 之辦公桌抽屜；暨其如何自八十三年五月間起至八十四年一 月止，按月交付賄款十幾萬元予陳國慶等情之自白，均係被 檢察官以不正取供的方式取得該等自白，因當時其怕被羈押 ，為求交保始為前開供述，且其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是 被以證人身分訊問，檢察官並未告知得拒絕證言，自不得將 被告以證人身分所為之不利於己之陳述作為被告犯罪之證據 云云。
㈡惟查：
⒈被告丙○○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七 日在偵查中接受檢察官訊問時，均有辯護人林庚原律師在場 ，此有該等訊問筆錄在卷足憑（見第四捆偵查卷黑筆編號35 北檢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一一八一八號偵查卷第十二頁正面、 第三十三頁正面）。而被告丙○○並未具體指出檢察官如何 對其為不正取供，縱檢察官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訊問被 告丙○○後，以其所犯係最輕本刑五年以上之重罪，且有串 證之虞，有羈押之必要，而諭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 見第四捆偵查卷黑筆編號35北檢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一一八一 八號偵查卷第十一頁正面、第十四頁背面），惟此係當時刑 事訴訟法所賦予檢察官之權限，不得遽謂檢察官依法行使羈
押權之前或之後，被告為了避免被羈押所為之供述即是違反 其自由意志，否則刑事訴訟法中關於羈押之規定，豈非毫無 意義？又被告丙○○在檢察官偵訊中所自白之犯罪係屬十年 以上或無期徒刑之重罪，其若未真有違背職務收受周人蔘賭 博電玩業者之賂賂或未行賄其他督察員，焉會僅為求不被羈 押即隨意為前開自白？且若未有其事，其焉能虛構出該等自 白，而該等自白又與丁○○與周人蔘在調查中之證詞若合符 節（詳下述）；易言之，縱被告丙○○在檢察官偵訊中所為 之自白犯行，係為求交保或不被羈押所致，然此亦僅係其為 上開自白之內心動機，且檢察官亦未曾向其告知「不自白就 不能交保或不能停止羈押」等語。況被告丙○○於八十五年 六月十四日被檢察官諭知以二十萬元交保，其於當天辦保完 畢釋放，其再於八十五年七月二日被檢察官傳喚到庭應訊時 ，在未被羈押之狀態下，對於如何收受丁○○所交付之賄款 並行賄其他督察員等情，亦均坦承不諱（見第四捆偵查卷黑 筆編號35北檢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一一八一八號偵查卷第五十 五至六十六頁），益徵被告丙○○前開在偵查中向檢察官所 為之自白，並非檢察官對其為強暴、脅迫、利誘、恐嚇、威 脅等不正當方式取供，則被告丙○○上開在檢察官前之自白 具有任意性，其嗣後在審理中翻異前詞，辯稱因為被羈押， 造成其恐懼始為前開自白云云，縱或屬實，亦不妨礙該等自 白之任意性，當無疑義。
⒉再按「刑事被告乃程序主體者之一，有本於程序主體之地位 而參與審判之權利，並藉由辯護人協助，以強化其防禦能力 ，落實訴訟當事人實質上之對等。又被告之陳述亦屬證據方 法之一種，為保障其陳述之自由，現行法承認被告有保持緘 默之權。故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 知左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 ，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 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有 利之證據。』此為訊問被告前，應先踐行之法定義務，屬刑 事訴訟之正當程序，於偵查程序同有適用。至證人，僅以其 陳述為證據方法，並非程序主體，亦非追訴或審判之客體， 除有得拒絕證言之情形外，負有真實陳述之義務，且不生訴 訟上防禦及辯護權等問題。倘檢察官於偵查中，蓄意規避踐 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之告知義務，對於犯罪嫌疑人 以證人之身分予以傳喚，命具結陳述後，採其證言為不利之 證據，列為被告，提起公訴，無異剝奪被告緘默權及防禦權 之行使，尤難謂非以詐欺之方法而取得自白。此項違法取得 之供述資料，自不具證據能力，應予以排除。如非蓄意規避
上開告知義務，或訊問時始發現證人涉有犯罪嫌疑，卻未適 時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告知，即逕列為被告，提起公 訴，其因此所取得之自白，有無證據能力，仍應權衡個案違 背法定程序之情節、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對於被告 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害或實害等情形， 兼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審酌判斷之。」（最 高法院九十二年度臺上字第四○○三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丙○○及其辯護人抗辯被告丙○○於八十五年五月二 十七日在偵查中係以證人身分被訊問，檢察官並未告知得拒 絕證言，自不得將被告以證人身分所為之不利於己之陳述作 為被告犯罪之證據云云，惟查被告丙○○於八十五年五月二 十七日前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被以被告身分被訊問， 並被羈押等情，已如前述，則檢察官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七 日訊問被告丙○○時，本來是以被告身分訊問彼，一開始問 ：「丁○○交給你的錢，你轉交給陳國慶、楊秋癸？」其答 稱：「是的。」，檢察官即問：「與他們二人有無親屬關係 ？有無恩怨？」時，被告丙○○均回答：「沒有。」等語， 檢察官即告知被告丙○○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後命其具結 ，並接續問被告丙○○關於如何交付賄款予陳國慶、楊秋癸 之問題等，此有訊問筆錄及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第四捆偵 查卷黑筆編號35北檢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一一八一八號偵查卷 第三十三至三十五頁）。雖檢察官未告知其如因證述，致自 己有可能涉犯行賄罪而得拒絕證言之情，惟觀諸被告丙○○ 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被檢察官以被告身分訊問時，已將 如何收受丁○○的錢轉交給陳國慶、楊秋癸等情，供述在卷 （見第四捆偵查卷黑筆編號35北檢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一一八 一八號偵查卷第十二至十五頁）。則檢察官於八十五年五月 二十七日以證人身分訊問被告丙○○時，縱未告知其得拒絕 證言，惟依當時其已擔任警界督察多年之經歷，不可能不知 行賄公務員亦是法律所規範處罰的犯罪，且其於八十五年五 月二十五日就此部分亦以被告身分接受訊問而有所供述；暨 檢察官訊問被告丙○○前，雖未告知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 五條所規定之：「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 述。得選任辯護人。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等權利，惟 依當時有效施行即八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 法之規定，並無告知上述權利之規定，則檢察官依當時有效 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規定，未告知被告丙○○上述權利，並未 有何違法之處，本院權衡以上諸情後，認檢察官違背法定程 序之情節輕微，對於被告丙○○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均 尚輕微，而本案是悠關警界特別是職司警界中風憲職責之督
察人員是否犯罪，犯罪所生之危害或實害可謂重大，為了兼 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為檢察官於八十五年 五月二十七日以證人身分訊問被告丙○○，被告丙○○之證 述除了對於其他相關之被告如楊秋癸、丁○○及周人蔘具有 證據能力之外（按被告丁○○與周人蔘在審理中未聲請傳喚 丙○○以證人身分作證，而被告楊秋癸與其辯護人本來聲請 傳喚丙○○作證，後來具狀捨棄傳喚『見本院更四卷八第一 二九頁』），對於被告丙○○而言，則具有自白之性質，且 具有任意性，而有證據能力，亦堪認定。
二、關於證人丁○○及周人蔘在調查中之證述，均有證據能力， 已如前述。
三、關於證人丁○○在偵查中之證述：
證人丁○○在偵查中向檢察官具結證稱：其約送半年的錢給 丙○○等語（見第四捆偵查卷黑筆編號11北檢八十五年度偵 緝字第四六三號偵查卷第六十八頁），證人丁○○已經具結 擔保其據實陳述，況證人丁○○亦在本院更四審作證（見本 院更四卷八第七十三至八十一頁），經過被告丙○○與辯護 人之詰問，足以保障其等之反對詰問權與對質詰問權，則證 人丁○○在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詞，具有證據能力。四、至被告丙○○及辯護人雖主張：被告丙○○在調查中之供述 ，以及被告丙○○所書立之自白書，是因被不正當方式取供 ，並非出於自由意志，並無證據能力云云。惟查，本院並未 將上開證據方法，引為被告丙○○、楊秋癸有罪事實之認定 ，故就被告丙○○、楊秋癸及辯護人所爭執的前述證據方法 之證據能力之有無，認無加審酌之必要。
五、其餘本案以下所引用之卷證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物 證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核並無非出於自由意願而為 陳述或遭違法取證及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再卷內之文書證據 ，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自均 有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被告丁○○違背職務行賄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丁○○矢口否認有何公訴人所指之行賄犯行，被告 丁○○辯稱：伊所犯的常業賭博罪業經判決有罪確定，該部 分與行賄罪部分有牽連關係，故被訴行賄部分應為免訴判決 ；且伊於八十一年底始到周人蔘的店，只是二百名員工之一 員，伊係依照老板交待辦事，不敢違背，亦無從分辨是否不 法，店是周人蔘的，行賄之事，亦是周人蔘之意思，與伊無
關云云。
二、惟查：
㈠周人蔘所經營如事實欄一所示之電動玩具店內之電動玩具確 具有賭博性質，故丁○○經本院上訴審以八十六年度上訴字 第一四二０號判決，以常業賭博罪判處罪刑確定，合先敘明 。
㈡按「起訴之犯罪事實，究屬為可分之併罰數罪，抑為具單一 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檢察官起訴書如有所 主張，固足為法院審判之參考。然縱公訴人主張起訴事實屬 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案件，經法院審理結果，認 應屬併罰數罪之關係時，則為法院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 使，並不受檢察官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一００年度臺 上字第四八九０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起訴書雖認 丁○○就其所犯違背職務行賄罪與常業賭博罪間，係具有方 法結果之牽連關係，屬於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云云，惟丁○ ○所犯行賄罪與常業賭博罪間，係相互獨立之犯行，行賄之 目的係在避免警方之取締，然並非經營賭博電玩店就一定要 行賄公務人員，故行賄與已判決確定之常業賭博犯行二者間 並無方法結果之必然關係，顯係各別犯意所為，公訴人謂二 者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尚有誤會，是以其等所犯常 業賭博罪、行賄罪，罪名不同，犯意各別，應予分論。則丁 ○○及其辯護人辯稱：其所犯的常業賭博罪業經判決有罪確 定，該部分與行賄罪部分有牽連關係，故被訴行賄部分應為 免訴判決云云，委無可採。再因被告丁○○所犯常業賭博罪 部分，經本院上訴判決後即告確定，本院自僅得就其所犯違 背職務行賄罪加以審理。
㈢周人蔘因為經營上開賭博電玩店，如何支付鉅額公關費用以 行賄檢、警人員，並以「業主往來－Ｂ」、「－Ｂ」、「Ｂ 」、「火車」、「遊山」、「土地公」、「公」、「幼齒」 、「志明」、「餐」、「分攤餐」、「連代」、「周支」等 暗語記載於帳冊等事實，業據被告周人蔘、張秀真、丁○○ 等人於臺北市調處訊問時供陳在卷，詳如本判決後述各該收 受賄款之警察人員之理由欄記載。又據證人即同案無行賄故 意之楊玉銓供稱：公關費匯回公司或由張台雄、丁○○領取 ，伊自八十三年四月間起負責松山區帳目工作，每月月初的 「火車」費用、每月十日「業主往來－Ｂ、遊山」的費用、 每月二十五日及月底亦各有一次共四次，係透過丁○○、張 台雄轉送公關費予派出所等警務人員，伊所記載之「Ｂ」、 「業主往來－Ｂ」、「火車」、「遊山」等即係指公關費， 「火」或「火車」係指警察，伊之工作主要係對公司之張秀
真負責，張秀真有時會指定伊匯款至指定帳戶，公司旗下其 他各店之會計並無業務往來，周人蔘經營賭博電玩店，有關 行賄警員、司法人員之事非伊出之主意，伊僅係負責臺北市 東區周人蔘旗下之帳房工作，依周人蔘指示進行各種公關費 用之撥付業務等語（見第一捆調查卷黑筆編號5楊玉銓等人 封面卷宗第十七頁背面、第二十二頁、第四十一頁背面、第 六十三頁、第八十一頁、第八十七頁）；又證人即同案無行 賄故意之李佳玲供稱：伊係直接受佰利行張秀真指揮管制， 將電玩店會計帳目作完後按月呈報張秀真核帳，中山區之電 玩由羅婉菊負責金鐘電玩店、華克電玩店，黃玉惠負責大欣 喜電玩店、金歡喜電玩店，吳麗紅負責金銀島電玩店、凱悅 電玩店，王素蓮負責金展電玩店、紅俐電玩店，其中王素蓮 在金展電玩店二樓獨立辦公，餘四位會計在臺北市○○○路 ○○○號六樓十三室辦公室上班，渠等會計在呈報張秀真核 帳無誤後，經佰利行總公司指示將核帳完竣之帳務、帳簿自 行銷毀，平時這些帳奉指示均帶在自己身邊，如遇有檢、警 機關取締時，亦要將當日之日結單銷毀，「火車」為警察， 每店每月三萬元，「火車頭」為警察單位主管，每店每月五 萬元，由張台雄經手，伊不記得「遊山」係何單位，僅知係 由丁○○經手，伊準備好後由楊春日發放，原以「員工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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