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其重要的不成文法律原則，也是拉丁法諺：「任何人不能 夠前後行為矛盾」（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的 「出爾反爾」言行之意。由此可知，「禁反言」是源自誠信 原則所導出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 的法律原則。國內成文法規雖無「禁反言」的明確用語，最 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解釋，揭示：「……以禁反言原則拘束各級地方立法機 關之立法及釋憲聲請之適例，及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之意 旨，足徵禁反言之法律原則得以拘束公法及私法各權之行使 。檢察官於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追訴程序，不論 係其偵查或公訴職務之執行，自仍受上開原則之拘束」的意 旨。亦即，屬於廣義司法機關一環的檢察機關從事刑事偵查 、公訴（上訴）、執行時，其目的在實現國家刑罰權，為公 權力的行使，自應有法治國原則所導出的誠信原則與信賴保 護原則的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明定：「當事人、 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 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 拖延」，可謂是落實檢察官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具 體規範。禁反言法則作為一種上位階的法律衡平原則，法官 在行使職權時自應主動調查，而非待當事人一方抗辯時始有 適用。法院有依職權審酌的義務，其目的在維護公平法院與 正義的概念，用以節制訴訟雙方當事人的權利濫用。更甚者 ，禁反言作為審判公平公正的教義之一，不僅是對於法律進 行嚴格與技術性解釋的教義，也不僅只是被用來作為辯護的 理由而已，更是訴訟平等權救濟的基礎，此種具有憲法位階 效力的憲法原則，本諸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明文規定的意 旨，在刑事訴訟程序，法院自應依職權審查，庶免訴訟關係 人濫用訴訟權利，以維被告受憲法公正、迅速審判的訴訟權 利。
㈡檢察官代表國家對犯罪行為進行訴追權限產生「公訴權」， 由檢察官向法院進行求刑的訴訟行為，是程序意義上的刑罰 請求權，具體內涵包含定罪請求權、量刑建議權。檢察官就 個案的具體求刑，在於透過對量刑因子的具體描述及評價， 反應檢察官就該個案的價值觀，進而使法官接受，而對被告 判處檢察官所希望的刑度；檢察官求刑的主要目的，除在監 督法院裁判之外，亦是在反應被害人等因被告的犯罪行為所 造成的損害，並滿足被害人等參與刑事訴訟程序及對司法正 義的要求。雖然量刑建議權只是刑事訴訟當事人一方的檢察 官，向法院所提出對被告進行制裁範疇的請求，僅供法院量 刑的參考，並無拘束法院的效力，亦不具有終局性；但為保
障被告的權益及訴訟經濟，並彰顯檢察官公益代表的地位、 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意旨，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自 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即便如此，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 上訴的情形（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法院已於 簡易判決處刑案件中依檢察官具體求刑而為判決時，檢察官 不得上訴），尚不得以此作為限制檢察官的上訴，尤其在檢 察官求刑後的量刑基礎嗣後已有重大變更時，更應允許檢察 官提起上訴。當然，為了限制檢察官動輒對判決被告有罪的 案件，再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 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
㈢原審判決於量刑部分，已說明被告於短時間之內以水果刀刺 殺被害人7刀致死，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的乳房、隔著 內褲撫摸被害人私處，衡酌被告是因於皇冠酒店消費時，不 滿被害人冷淡以對，未能回應他性服務的需求，未能克制自 己不滿而起殺機，且於警詢、偵查與法院審理中坦承犯行的 態度，以及被告與被害人性接觸的程度，所為尚難認屬於《 公政公約》所稱的「情節最重大之罪」；同時，敘明被告並 無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的適用 。其後，原審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 的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的刺激、犯罪的手段、犯罪行為 人與被害人的關係、犯罪所生的損害），確認被告責任刑的 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包括生活狀況 、品行、智識程度、犯後態度），調整其責任刑，並參酌本 案量刑鑑定報告中關於被告成長經歷、生活狀況、品行、智 識程度、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 等所為調查結果，為充分評價被告罪責，以及考量刑罰感應 力、降低社會風險與多元刑罰目的，兼以無期徒刑依法執行 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始得假釋出獄，核與有期徒刑最高 刑度15年（無其他加重情形）僅需執行7年6月即可假釋的情 形為區別，認為被害人家屬請求判處被告死刑，尚非可採， 而應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令其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 併予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本院審核後，認被告所為並不該當 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的例示判斷標準 ，亦難認被告的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他的犯罪結果具嚴 重破壞及危害性，則原審判決判定被告所為並非「情節最重 大之罪」，核無違誤；再者，原審判決對於科刑輕重的裁量 ，是國民法官法庭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行為責任為基 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 上訴所指被告犯罪所生危害、犯後態度等節；又原審判決說 明的量刑情狀，於判定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
其刑要件時（詳如下所述），亦已將被告因委託醫院鑑定所 知的身心狀況列為「一般情狀」的量刑審酌事由，且無前述 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即無關於科 刑事項的認定或裁量不當可言，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主張：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 後態度觀之，被告的犯罪行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 有與社會永久隔離的必要，原審判決的論述恐有悖於論理法則及 經驗法則等語。惟查，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即以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二)，明 確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並就辯護人聲請量刑前 社會調查部分認無調查的必要性(原審卷一第155頁)；其後 ，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主張：「……我重新澄清檢方 的立場，我們認為依照過往的判決，這類同類型的案件判無 期徒刑，其實講直接一點，符合量刑行情，所以建議各位至 少判處無期徒刑，但本案是不是沒有判處死刑的理由呢？完 全沒有合理性呢？我覺得也不盡然」、「檢察官的建議會是 這樣的，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 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來彰顯國民的法感 情，畢竟最後會由法律人做最後的把關跟承擔最後的結果」 等語(原審卷三第609、611-612頁)。由此可知，法諺有云： 「筆受拘束，口卻自由」，也就是公訴檢察官雖然在書面上 受到起訴書、上級書面指令等書面文件的拘束，但在法庭活 動時得本於其法律確信而自由陳述意見，不受上級指令的拘 束。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就 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則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 時，卻又論告主張：「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 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依 照前述說明所示，顯有違「禁反言」原則，並悖離檢察官是 公益代表人的職責。然而，公訴檢察官既然已經論告主張被 告所為犯行不排除判處死刑是適當的，則其以被告的犯罪行 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請求判處被告死刑作為上訴 理由，尚難認有違「禁反言」原則。雖然如此，本件並無具 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 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等情，已如 前述；且檢察官明知司法實務就同類型的案件判處無期徒刑 符合量刑行情，亦未具體說明原審量刑所依憑的事實及裁量 有何不當；何況檢察官對被害人或告訴人提起上訴的請求， 本有裁量之權，不受請求的拘束，如檢察官裁量的結果，認 為所為具體求刑並無不當，自應對此請求予以駁回，以示擔 當（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自
不能徒憑被害人家屬具狀請求上訴，任意指摘原審判決所為 量刑的結果有所違誤。是以，檢察官以被告所為是「情節最 重大之罪」，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 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 酌，應對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惟查： ㈠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就證據調查的角度而言，是採取 「限制續審制」，已如前述。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11 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就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 定之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其認有重新鑑定必要 之具體理由。」立法理由並敘明：「如特定事項已於本案偵 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當事人、辯護人再行聲請鑑定者，宜 說明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如：未及審酌之資料、基 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之原理或方法有疑 問等，爰訂定本條。至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之鑑定，當事人 或辯護人如因未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對其基礎資料 、原理或方法、鑑定人之專業性等事項有所疑問，如無法藉 由請求他造開示證據或面談鑑定人方式釐清疑惑之處，而仍 認為確有未及審酌之資料足以影響鑑定結果，或仍無法解消 對鑑定之原理或方法、鑑定人專業性之疑慮者，當屬本條所 稱具體理由，附此說明。」等內容。這說明當事人或辯護人 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鑑定時，如已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 料，除非有發生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 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當事人、辯 護人於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程序本不得就同一事項再行聲 請鑑定，則於上級審時自應同受此規定的限制。又國民法官 法施行細則第298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 ，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 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 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第1項）。 ……第一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調查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 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該證據於第一審是否調查未盡完備， 而有再行調查之需要（第3項）。」是以，第二審法院於判 斷新證據是否有調查必要時，亦宜審酌如調查該證據後，單 獨或結合先前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予以綜合判斷結果 ，是否有撤銷第一審判決的高度可能性。
㈡刑法第19條有關責任能力有無的判斷標準，是兼取生理學及 心理學的混合立法體例。生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的辨
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是否全然欠缺或 顯著減低為斷。其中「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生理原 因要件，事涉醫學上精神病科的專門學識，非由專門精神疾 病醫學研究之人員或機構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判斷，自 有選任具該專門知識經驗者或囑託專業醫療機構加以鑑定的 必要。因此，行為人是否有精神障礙（如罹患思覺失調症、 腦神經創傷精神病）或其他心智缺陷（如智能不足、精神官 能症）等生理原因，由於事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必須仰 賴各領域的專家提供鑑定意見，法院在無足資形成判斷之基 礎事實認知的情況下，除非鑑定意見本身有形式上可見的疑 慮，否則仍應依賴醫學鑑定，不宜逕自推翻鑑定意見所認定 的事實。而「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自推出以來，常被 臺灣社會用於鑑定資優、智能不足等特殊成人的認知強弱項 衡鑑工具，依其測驗結果可獲得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 記憶與處理速度等4項組合分數。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 版（WAIS-III）中文版說明，智商（IQ）低於70者，稱之為 「智能障礙」，又可細分為輕度、中度、重度；IQ高於130 者，稱之為「資賦優異」；IQ在70-85的人，稱之為「邊緣 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 稱BIF），亦即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但智力又較常人 低；大多數人的IQ介於85-115之間；IQ在115-130者較一般 人聰明。其中的輕度智能不足（51-67）及最輕度智能不足 （68以上）均應歸納在有責任能力範圍內，僅於同時併有精 神障礙，才能判定為限制責任能力人（張麗卿，〈精神病犯 的鑑定與監護處分－兼談殺警案與弒母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309期，第63頁）。是以，如行為人經施以「魏氏成人智力 量表」中文版測驗結果，其IQ列在「邊緣智能」時，如無同 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尚難認行為人符合刑法第19條 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
㈢原審依辯護人的聲請，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委由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經營，以下簡稱萬芳 醫院）的吳佳慶醫師進行鑑定，萬芳醫院已於113年1月29日 出具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原審卷六第15-94頁），可知辯 護人於原審實施鑑定時，已事先就此事宜陳述意見並提出資 料。而該精神鑑定報告書有關被告「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 欄位中，表明是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作為被告智 力評估的工具，其中有關被告的「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 「類別描述」為：正常中下智能（原審卷六第73頁），卻於 「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原審卷六 第86頁）；同時，在「鑑定結論」中雖敘明：被告在本案發
生前，自106年10月起即有持續至精神科門診就醫紀錄，而 有持續性憂鬱症，但推斷該症狀於本案發生當日即使仍有殘 存，仍屬輕微、穩定的狀態，對他涉案情節難謂有具體貢獻 （原審卷六第85頁）；最後，該鑑定結論判定被告：「於本 案發生時，其鬱症症狀或酒精使用對於本案涉案行為無明顯 影響程度，且並未顯著影響其判斷或控制能力之展現」（原 審卷六第94頁）。是以，吳佳慶醫師既然具有精神醫學的專 業知識，他受法院委託就被告的生理原因作出前述的司法精 神鑑定報告書，且當事人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該鑑定內容 自足以法院判定被告行為時的辨識能力與自我控制能力是否 欠缺或顯著減低的佐證。
㈣吳佳慶醫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提示鑑定報告書第72頁〉 問：第72頁心理衡鑑當中，報告裡面把被告的智商寫成86， 請問全量表智商是85還是86，對於報告的結論有沒有影響？ ）這部分的全智商量表應該是85，所以在結論第72頁的部分 應該更正為85，至於85、86對於最後的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 沒有影響」、「（問：第59頁全量表智商85，信心區間81到 89的被告，是否有落入DSM-5跟ICD-10關於BIF的範疇之中？ ）如果要從DSM-5來看認知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不足這件事 情，除了看制式的量表分數，必須要看他的功能，意思就是 說，從上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單純只強調客觀的魏氏 智力的分數來做一個智能不足的診斷，但是在新一版的診斷 手冊裡面，我們除了看客觀的智能分數以外，我們還必須要 去評估受測者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上面的功能是否有顯著的障 礙，才能來判斷他是否有智能不足的狀態」、「（問：……被 告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評估的結果，認為他的全量表智 商的分數是85分，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在這個85分的狀態 下，類別描述是正常中下智能，在這個分數的情況下，具體 而言，被告對於他理解他生活中的現實或者是控制他行為的 影響，具體而言是什麼呢？還是說不能直接用這個魏氏智力 量表作為一個單一評斷的標準？）我們原則上不能單一用魏 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 損，在魏氏智力量表裡面所呈現的分數，這裡的類別描述裡 面是正常中下智能，意思就是說他其實跟正常人一樣，只是 他俗語稱的是比較笨的一般正常人，大概是這樣子。而為什 麼其實全智商量表最後結果是85分，其實各位可以看到有一 個項目，其實處理速度相對來說是慢的，這件事情跟被告本 身不管是在說話、行為、想法都比較慢的個性特質上有關， 所以在魏氏智力量表裏面其實會受到你做這個測驗的速度而 影響你的分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其實被告是在收押的
環境當中來做這個智力測驗的，本來在收押的環境當中，因 為刺激跟外在的應變能力其實都會有逐漸減損的可能，那這 件事情在這個時候來做這個魏氏智力量表，是否能夠完全真 實的反映他本來在一般社會情境當中的智能，其實也是一個 可以再討論的事情，意思就是說，其實在判斷魏氏智力量表 的分數裡頭，我們能不能直接去討論他的辨識能力，直接了 當的，比如說他如果智能不足60分，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直接 缺損，我覺得這件事情跳到結論也有點太快了，所以還是必 須要回去去看看他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的前後 當中所做的這些行為表現，才能夠來了解他是不是有辨識能 力的缺損。（問：方才辯護人有提到BIF，不管是翻譯成邊 緣智力或邊緣性智力也好，可以幫我們簡單再介紹一下BIF 在醫學上的定義以及把他區分出來的原因嗎？） 剛剛在休庭的時候我有去搜尋了什麼是BIF這件事情事，BIF 其實看起來是我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 ，它其實在講的就是現在的Functioning這件事情，因為以 前其實在沒有那麼強推魏氏智力量表，而且當時候魏氏智力 量表可能是第一版跟第二版的時候，是採用BIF的這個診斷 方式，這個診斷方式其實不能夠用來相比等同於我們現在的 第四版的智力量表的分數……（問：本案被告的狀況有符合你 剛剛描述的定義或狀態嗎？）如果就以分數來說，我們稱的 就是邊緣智能不足，我們退回到上一版的診斷手冊來看，要 求的其實就是70到85分的這個區間，即使在這區間裡頭，被 告其實都是這區間的上限，其實我會認為因為被告的處理速 度拖垮了他整個智力分數很多，大家可以看他的知覺推理分 數其實可以到達90幾，所以我們會認為其實某個程度他不符 合邊緣智能不足的這個範疇，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被 告在日常生活裡頭，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協助他治理他的日常 生活，所以我們不認為被告其實有邊緣智能不足」等語（原 審卷三第316-317、334-336頁）。由此可知，萬芳醫院所出 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 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實際上對於被告得否適用刑法第19條 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因為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 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而需視被告在日 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所作的行為表現，才能了解； 至於被告的全量表智商85雖落入「邊緣智能」（BIF）的範 疇，但這是「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以前的一個診斷方 式，這個診斷方式不能用來等同於現在使用的第四版智力量 表的分數；何況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有語文理解、知覺 推理、工作記憶及處理速度等四項組合分數，而被告的知覺
推理確實獲得高分。
㈤綜上，原審依照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吳佳 慶的鑑定意見，再參酌被告的學歷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學畢 業，畢業後先後在華國大飯店、中山北路三溫暖、國泰醫療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任職退休後，至精神科診所任職直到 診所於112年2月底結束營業，認定被告有正常就學、就業的 經歷，難認被告因為智能而有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降低 的情事，核屬有據。至於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 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 但該報告書的「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所記載的被告 「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顯見吳佳慶在作成鑑定意見時， 並不是依據錯誤的數據而判定，即非顯然錯誤而得逕自推翻 該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何況依照前述說明所示（肆、四 、㈡），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的說明，被告智商分數8 5雖屬「邊緣智能」（BIF），並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 僅是智力較常人為低而已，加上被告並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 等生理原因，即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 其刑的要件。是以，吳佳慶所作成的鑑定報告，並未出現： 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 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 （肆、四、㈠），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 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量刑因子 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 等語，亦不可採。
伍、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 則，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 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出現足以影響科刑的情 狀，更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是以，檢察官及被告 的上訴均無理由，均應予以駁回。
陸、適用的法律：
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