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被告獵捕臺灣野山羊係為供自己及家人食用為目的 ，堪以認定。
(３)再所謂傳統文化，係指存在於原住民族社會已久，並 藉由世代相傳而延續至今之價值、規範、宗教、藝術 、倫理、制度、語言、符號及其他一切生活內容之總 稱。又按「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 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六條附表固明確將原住 民族別、區域、傳統文化及祭儀名稱、傳統文化及祭 儀之獵捕期間、獵捕方式、獵捕動物及其他限制 (例 如：特定鄉鎮、部落、參與人員之年齡、姓別等) 均 詳細列表，而花蓮縣太魯閣族之感恩祭為每年10月至 次年3月、祖靈祭為每年8月，獵捕方式為傳統弓箭、 獵槍、陷阱、傳統獵捕器、一般獵具，獵捕動物種類 為山羌、臺灣野山羊、臺灣水鹿、臺灣獼猴、山豬、 飛鼠、野鼠、山壕、山老鼠、穿山甲及魚、蝦、蟹等 野溪動物等，有農委會以105年9月1日農授林務字第 1050725622號函附(見偵卷第80至85頁)，然原住民狩 獵非必然純因「祭典」，已據乙○○證述如上，則此 種將「狩獵」與「祭典」結合，而要求原住民限於上 開時節、獵捕上開動物，已然過度狹隘原住民狩獵所 展現之精神及價值，復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尚有規定之「傳統文化」不 符；再狩獵為太魯閣族精神最重要之一部分，除可養 活自己及子嗣外，不會狩獵之男子，不能結婚，亦不 能算是認真之太魯閣族族人，能獵到動物之男子方為 真正英雄等情，業據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 其復言：外界之動物保育團體並不瞭解太魯閣族之習 性，能保育動物者僅在地之部落原住民，因其等非常 清楚何時可獵食，而狩獵係發生於想食用之時、家人 要過生日或忌日、方去狩獵予親戚食用，太魯閣族亦 非常瞭解獵物何時繁殖，故清楚何時可狩獵，然現今 狩獵之意涵已有不同，狩獵猶如過街老鼠，有法律問 題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85、86頁)，顯見狩獵在太魯 閣族中確有「與自然共存」、「識別族群」、「展現 勇氣及膽識」之價值，若謂因時代變遷而有更易其內 涵，則狩獵所展現之上開價值將難以續存，前述憲法 增修條文、兩公約、原住民族基本法所肯認之尊重原 住民族多元文化觀念，將難以實踐。
(４)本案被告係為供自己及家人食用之目的而為上開獵捕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實已展現太魯閣族「與自然
共存」、「識別族群」、「展現勇氣及膽識」之價值 ，並依習慣將獵物視為食物來源，雖與前揭行政機關 將「狩獵」與「祭典」結合而訂頒之規定不符，然仍 屬太魯閣族之傳統文化，合於野生動物保遇法第21條 之1第1項所規定之「傳統文化」，亦合於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19條第2項所規定之「非營利行為之自用」。 (五)綜上所述，被告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亦未經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而臺灣野山羊在上開狩獵地點之族群量復 未逾越環境容許量，持3393號獵槍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臺 灣野山羊之行為，侵害國家「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 多樣性及維持自然生態平衡」之法益，該當於野生動物保 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 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 物罪之構成要件，然所為合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 條之1 第1項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 條之規定，而屬刑法第21條 第1 項所規定之依法令行為，自屬不罰，依首揭規定及說 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野生動物保育法就原 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基於非營利行為之「自用」而獵捕野 生動物行為部分，於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告施行後，未予檢 討、修正，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規定亦有前述野 生動物是否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重大疏漏等情，有 賴行政及立法機關衡量上述原住民族各成員對土地及自然 資源之權利、維護物種多樣性及維持自然生態平衡之衝突 ，同時深入調查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避免恣意獵殺者假法 律文義之形式而遂行其個人私欲後，檢討及修法，供各機 關及原住民族各成員遵循，以免類此爭議再生。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6 月 2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林恒祺
法 官 廖晉賦
法 官 顏維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 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32條第2項、第36 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 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 示之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6 月 23 日
書記官 賴心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