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0年度訴字第735號
100年9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朱順一
訴訟代理人 黃詩瑩 會計師
張庭銘 會計師
侯委晋 會計師
被 告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自心（局長）
訴訟代理人 宋玉萍
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00年3
月2日台財訴字第099004078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9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經被告初查以其漏報取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營利所得新臺幣（ 下同）6,213,445 元，另漏報執行業務所得5,000 元，合併 核定原告96年度綜合所得總額為166,927,768 元，補徵應納 稅額2,019,674 元，並按所漏稅額2,019,674 元處0.5 倍之 罰鍰計1,009,837 元。原告對核定取自○○公司營利所得及 罰鍰處分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亦遭駁回 ，遂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兩造聲明：
㈠原告聲明：
⒈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聲明：
⒈駁回原告之訴。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原告主張：
㈠本稅部分：
⒈原告於公開市場出售○○公司股票，並轉而由捷磊公司 買入持有，實因原告為○○公司董事與大股東之身份， 每次轉讓股票張數與程序須符合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 規定，手續繁複，實為不便，故原告一次申報轉讓出售 ，並由投資公司買入持有，未來若有資金上之需求再由
投資公司伺機出售，非被告所稱係為規避稅負目的而轉 讓股票予捷磊公司。被告對本件租稅構成要件之判斷及 認定，顯非事實，基於自行臆測之基礎對原告補稅並處 罰已違反租稅法律主義：
⑴按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 及第25條規定，公司董事轉 讓股票須於轉讓日前三天申報，且轉讓比例亦需遵守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原告係○○公司之董事與大股 東，每次轉讓持股前皆需申報，並需符合轉讓股數限 制。為避免個人持股每次轉讓時程序繁複，故原告選 擇一次申報轉讓股份予投資公司，待日後有資金需求 時再行處分，意圖單純，非被告指稱原告蓄意藉由股 權不當移轉，以逃漏稅捐。
⑵由○○公司之歷年股利分配表（鈞院卷第156 頁，原 證5 ）可看出，○○公司92年以前為成長期，公司每 年配發股利以股票股利為主，保留資金以供營運成長 之需，股東未獲配現金，但需現金繳納獲配股利所產 生之綜所稅。原告為公司大股東，薪資不多，主要收 入為獲配股票股利，每年需大量現金繳稅，另每年有 大量之慈善公益現金捐贈，必須賣股才能籌此現金。 由於原告為公司大股東與主要經理人，每次處分股票 有許多申報與轉讓之限制，故於93年一次申報轉讓3, 000 張股票於市場賣出，其中2,606 張由原告與原告 配偶所設立之捷磊公司自市場買入持有，等於實際賣 出股票394 張，所得價款約2,600 萬元，足夠當年資 金所需。投資公司持有之股票可隨時處分，不須再申 報，也沒有轉讓限制。所申報轉讓之3,000 張股票僅 約佔當年原告與原告配偶所有股票之4%，原告實無必 要為此小數額大費周章規劃避稅。此純為資金調度之 便，個人可視需要隨時隨意小量處分投資公司持有之 股票獲取資金，不需要資金時就繼續保有股票增值。 ⑶至於被告所稱投資公司嗣後未有出售股票之舉動，查 前述原證物5 （鈞院卷第156 頁）之○○公司歷年股 利分配表，○○公司93年以後進入成熟期，同時市場 氛圍以發現金股利為主，○○公司所發之現金股利足 夠原告及其配偶繳交40% 之綜合所得稅和現金捐贈之 需求。同時○○公司股票股價下跌，股價自93年年平 均收盤價一股70.99 元一路降至98年的一股20.04 元 （鈞院卷第236 、237 頁，原證14），原告不願低價 賣股，故未處分投資公司所持有之○○股票。至98、 99年，○○公司不賺錢，配股利甚少或未配股利，但
每年之慈善公益捐款屬持續性之捐款，仍有現金捐贈 之需求，原先是想處分一部分投資公司持有之○○股 票以獲取現金，但因股價較之前下跌，唯恐因實現虧 損被指為避稅而不敢處分，被告之隨意臆測而不依法 行事，實令民眾無所適從。
⒉投資公司持有股份獲配股利而不分配盈餘，依所得稅法 第66條之9 之規定，已就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 事業所得稅。再者，依同法第43條之2 規定，公司負債 相對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例者，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 得列為費用或損失，再加上公司法亦已刪除公司最低資 本額限制。被告動輒以投資公司資本弱小，否定投資公 司之法人人格，甚至對投資公司股東另行開徵綜所稅， 實已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稅捐稽徵法，置私法自治原則 於罔聞並已嚴重危害法律之安定性：
⑴按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立法理由稱：「一、由於現行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法定最高稅率僅百分之二十五，而 綜合所得稅之法定最高稅率則為百分之四十，為避免 營利事業藉保留盈餘規避股東或社員之稅負，並基於 實施兩稅合一制度後之稅收損失，不應由股東以外之 納稅義務人負擔，爰於第一項明定營利事業應自八十 七年度起，就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 事業所得稅，但加徵後該盈餘即不再適用第七十六條 之一有關累積未分配盈餘強制歸戶課稅之規定。…」 。依該法規意旨，對營利事業有藉保留盈餘規避股東 或社員之稅負者，所得稅法明定以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為度。被告不此之圖，另闢 蹊徑擬援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按實質課稅原則為核課 依據，就同一事實對原告另行開徵綜合所得稅，已超 過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所規範之法定納稅義務，顯已 違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3 之規定。況其將實質課稅原 則無限上綱應用，置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規定不顧， 又違背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使人民負擔法律規 定以外的稅負，侵犯憲法賦予人民之財產權，首應指 明。且捷磊公司99年度就保留盈餘分配股利295 萬元 ，非全然不分配股利。
⑵按所得稅法第43條之2 規定，公司資本與其負債相較 ，縱然微小，亦僅剔除相關利息支出而未全面否定投 資公司之法人人格。被告動輒祭出實質課稅之大旗， 而否定私法自治，實已影響法律之安定性而不足採。 且公司股利收入因於被投資公司階段已課徵過營利事
業所得稅，為避免重複課稅，於公司階段不再課徵營 業所得稅，惟此收入仍會併入計算公司盈餘，保留盈 餘未分配時，依所得稅法第66-9條規定要加徵百分之 十營利事業所得稅，公司就盈餘分配股利予股東時， 股東仍得就此收入申報綜合所得稅，股東實然並非永 久免稅，捷磊公司99年度有就保留盈餘分配股利295 萬元，非全然不分配股利。且其他公司獲配股利而未 分配，皆依法僅加徵10% 未分配盈餘稅，未見財政部 以實質課稅原則重新核課稅額，被告特別針對原告如 是核定，實有違行政程序法第6 條規定之行政行為平 等原則而應予廢棄。
⑶被告認原告及其配偶設立捷磊公司旨在避稅，其所謂 「證據」，係從資金面稱捷磊公司資本額不足，購買 ○○公司股份之資金係由原告與配偶處借款所得，而 此等借款經年未予償還，有違一般經驗法則云云。惟 按修正後公司法第100 條已刪除最低資本額限制，公 司法第100 條修正理由稱「資本僅為一計算上不變之 數額，與公司之現實財產並無必然等同之關係；同時 資本額為公示資訊，交易相對人可透過登記主管機關 之資訊網站得知該項資訊，作為交易時之判斷；再者 ，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時，其資本額仍應先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如資本額不敷設立成本，造成資產不足抵償 負債時，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破產，公司登記機關依 本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將不予登記。爰此，資本額 如足敷公司設立時之開辦成本即准予設立，有助於公 司迅速成立，亦無閒置資金之弊，該數額宜由個別公 司因應其開辦成本而自行決定，尚不宜由主管機關統 一訂定最低資本額。」職是，現行公司法已肯認實收 資本額與公司營運狀況及資力無一定關聯性並刪除最 低資本額限制，被告孜孜於股本必須大於所取得之資 產方謂有資力，實能取得倍數於資本額之資產，顯未 深耕現行公司法思潮，以表面思維衡酌此一事實。被 告對以借款取得股份所需資金核屬不當作法，不啻限 制投資公司僅得以增資方式取得所需資金，有違私法 契約自由原則。且再依公司法理中商業判斷準則，若 公司治理中之財務操作均須由行政機關核屬正當允否 ，嗣後爭執再行爭訟手段，恐係浪費司法資源，被告 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卻企圖以行政手段干涉公司之 財務操作，顯為不當。再查稽徵機關過往案例顯示， 公司增資後若有獲配股利或出售土地等取得盈餘之行
為，倘再減資將股款退還股東，往往被視為係透過形 式上之減資。故若採被告核認應增加資本之做法，反 使納稅義務人爾後辦理減資時，有可能被認為是支付 股利，從而陷入具高度不確定性的稅務風險。顯見其 所敘根本窒礙難行，兼有高度稅務風險，強指此法方 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實難令人信服。
⑷被告既以經濟實質原則對原告加以補稅，以經濟實質 言，單一股東之公司，股東需負擔所有營運資金，其 出資究竟多少登記為股本，另多少登記為股東往來借 款，對股東出資、股權擁有、負擔盈虧、公司資金利 用以及公司或股東之稅負，都無差別。股東也隨時可 將借款轉登記成股本。捷磊公司即於99年將借款2,00 0 萬轉增資，股本從1,000 萬增為3,000 萬元，借款 也減少2,000 萬。依公司法，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 對公司負其有限責任，股本小風險較小，故單一股東 之公司常登記小股本，而由股東借款運作。被告動輒 以投資公司資本弱小，否定投資公司之法人人格，實 為昧於商業實務，置私法自治原則於罔聞並已嚴重危 害法律之安定性而實不足採。
⒊個人「透過投資公司間接持股」之最終稅負不一定較「 個人直接持股為低」，若股票上漲，投資公司出售持股 產生資本利得，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之最終稅負將較 個人直接持有為高。一般人繼續持有股票即可合理推測 係預期未來股票將持續上漲，原告於預期未來股票上漲 時仍採用稅負較高的投資方式，即可證明原告並無逃漏 稅捐之意圖。被告以原告透過投資公司持股即斷言原告 必可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實為專斷而不足採： ⑴被告以投資公司與個人就股利所得適用之課稅規定不 同，據此認定原告係透過捷磊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旨在牟取稅率差異所帶來的租稅利益。然個人持有 股票，僅就獲配之股利繳稅，若處分股票產生證券交 易所得，目前則為停徵。而投資公司獲配股利雖可暫 免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但若投資公司處分股票產生 證券交易所得，之後投資公司再將包含證券交易所得 及股利所得之盈餘分配予個人後，分配之盈餘對個人 股東而言，則為應稅之股利所得。對個人而言，以投 資公司間接持有股票，取代個人直接持有，將使原本 免稅的出售有價證券交易所得，轉化為應稅的股利所 得。且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投資公司買賣上市櫃公 司股票所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為所得基本稅額之課稅
範圍，而個人買賣上市櫃公司股票所產生之證券交易 所得不僅免徵綜合所得稅，亦無需課徵所得基本稅額 。按現今社會對股票投資稅負不公之觀感主要為個人 持有有價證券僅針對股利課所得稅，未對證券交易所 得課徵所得稅。而股利僅為股票獲利之小宗，富人股 票投資獲利之最大宗為買賣有價證券交易所得之資本 利得。個人透過投資公司持股，在股票增值的情況下 ，將使原本免稅的大宗出售有價證券交易所得轉成股 東之應稅股利所得，最終應稅所得可能遠較個人直接 持有股票所獲配之應稅股利所得為高。被告稱此間接 持股方式有租稅利益故核屬租稅規避等語，實係片面 擷取事實，作出對課稅有利之解釋，但對納稅義務人 不利之部分則避而不談，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 條之規 定，顯失衡平自不足採。茲舉例說明如次：
①某甲以10元投資A 股票1 股，經過五年後，累積配 有10元現金股利及90元股票股利，持股合計增加為 10股，假設此時每股市價為100 元，某甲在市場上 將其賣出。則其應稅所得僅有現金股利加股票股利 共100 元，證券交易所得990 元則完全免稅；惟若 某甲透過投資公司持股，於持有期間獲配10元的現 金股利(90 元的股票股利因依財會公報第5 號，投 資公司僅註記股數增加，不計為股利所得) ，並於 每股100 元時出售A 公司股票，獲取1,000 元的現 金收入。投資公司並將全部投資收益1,000 元分配 給個人股東，此時個人股東獲配的股利所得1,000 元全部為應稅收入。與上述以個人持有股票僅有 100 元股利所得為應稅收入相較，個人透過投資公 司持有股票應稅收入增加10倍。
情況一：股價增值
以個人持股 總應稅所得
股利所得 10元+90元=100元 100元(應稅) (應稅)
證券交易 1,000元(10股*100元/股) 所得 -10元(投資成本) =
990元(停徵)
-------------------------------------------- 以投資公司持股 │ 總應稅所得
投資公司階段 │ 個人階段
股利所得 10元(現金股利)+0元(股 │ 1,000元 票股利僅註記股數增加 │ (應稅)
，不計入所得)=10元 │
證券交易 1,000元 (10股*100元)- │
損益(資 10元(投資成本) = 990( │
本利得) 停徵) │
----------------------│
投資公司分配盈餘1,000 │
元(10元股利收入+ 1,00 │
0元售股收入-10元成本= │
1,000元) 1,000元(應稅 │
) │
②惟倘若某甲以個人持有A 公司股票，而將股票出售 時市價已跌成每股0.1 元，則某甲的100 元股利收 入為應稅。惟若某甲透過投資公司投資A 公司，投 資公司則因股利收入10元減除證券交易損失9 元後 僅有1 元可供分配予個人股東，故某甲僅有1 元的 股利收入為應稅所得。
情況二：股價下跌
以個人持股 總應稅所得
股利 10(現金股利)+90(股票 100元(應稅) 股利)=100元(應稅)
證券交易 1元(售股收入)-10元(
損益 投資成本) = -9元(停徵
)
-------------------------------------------- 以投資公司持股 │
股利 投資公司階段 │ 個人階段
10元(現金股利)+0元(股 │ 1元(應稅) 票股利僅註記股數增加) │
=10元(不計入所得) │
證券交易 1元(10股*0.1元)-10元( │
損益 投資成本) = -9元(停徵 │
) │
----------------------│
投資公司分配盈餘1元(1 │
0元股利收入-9元證券交 │
易損失) │
③觀察上兩表可知：
透過投資公司持股，將使原本停徵的證券交易所得 ，轉化為應稅的股利所得，課稅機制已與個人直接 持股不同；透過投資公司間接持有股票，僅在證券
交易發生損失時，終局稅負較低。若證券交易產生 利得，以投資公司持有股票之終局稅負將較個人持 有股票為高。原告持有○○公司的股票，即是預期 ○○股價會上漲，而不預期股價會下跌。而如前述 ，在股票上漲的情形下，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的 最終稅負將較個人持有股票的最終稅負為高，故由 此可證明原告透過投資公司持股並非為規避稅負。 原處分機關據之指稱系爭事實屬不實安排等推論即 屬無據；且系爭事實等同原告選擇將證券交易損益 一併納入課稅範圍，租稅客體已與個人直接持有不 同，被告僅比較股利所得即稱原告透過投資公司即 有節省稅負之效果，實有斷章取義之錯誤。
⑵投資公司以出售有價證券交易所得與股利所得合併計 算總投資獲利為盈餘而就此盈餘課稅，以實質課稅而 言，這是最合理的就實際所得課稅。以實際總投資獲 利課稅就可能因出售股票之資本利得而大增，也可能 因售股虧損而減少，被告不能事後視有無資本利得而 推斷應對投資公司之總投資獲利課營利事業所得稅或 主張將投資公司所獲配之股利視同直接發放予個人股 東以課徵綜合所得稅。股票增值有資本利得時，以投 資公司持有股票終局稅負較高。倘現今捷磊公司持有 之○○公司股票增值而有龐大之資本利得，就像握有 稍早期之○○公司股票或現今之宏達電股票一樣，被 告必不會主張將投資公司之股票回歸股東個人持有而 僅課較低之個人股利所得稅。個人選擇直接持有股票 或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即已選擇不同的課稅方式 ，何者稅負較高不可預知，但此為不可逆之選擇，個 人不能事後視何者稅負較高而回復調整持有方式避稅 ，被告也不能事後主張何種選擇為避稅。不論以個人 或公司持股，選擇持有股票就是相信或期望股票會繼 續增值，否則就會賣出股票保有現金，在股票增值的 情況下以投資公司持有股票終局稅負較高，而在股票 虧損時，則以個人持有股票終局稅負較高，惟此時不 可謂以投資公司持有股票即為避稅。由原證5 （鈞院 卷第156 頁）之○○公司歷年股利分配表及原證14（ 鈞院卷第236 頁）之○○年平均股價可看出，○○公 司93年以前穩定每年配股，而股價也穩定在60-70 元 之上，股票是穩定增值，是以原告93年申報轉讓3,00 0 張○○股票，其中2,606 張由捷磊公司承接，即是 認為還不到用錢的時候就繼續由投資公司保有股票繼
續增值，要到用錢時才賣。原告於預期股票增值時仍 選擇以稅負較高的方式，即透過投資公司持股，即可 證明其未有避稅之企圖。如原告預知股價將來會跌價 ，就會出售股票，直接保有現金，不會由投資公司再 接回部份股票。原告斷不可能為了節稅而保有預期未 來會跌價的股票，因為跌價所產生的損失將遠大於可 能的節稅效益。以○○公司93年至98年的股價變化及 股利發放情形為例：○○公司93年年平均股價為70.9 9 元，而98年年均股價為20.04 元（鈞院卷第236 頁 ，原證14），股價跌價所造成的損失為每股50.95 元 ，即使加上6 年來每一股配發的現金股利7.46元及股 票股利市價約10.69 元( 過去6 年每股配發股票股利 合計0.5337股（鈞院卷第292 頁，原證19），以98年 年均股價20.04 元，股票股利=0.5337 股*20.04元=1 0.69元) ，原告過去6 年來持有○○公司每股共虧損 了32.8元(50.95元-7.46 元-10.69元=32.8 元) 。而 6 年來○○公司發放給投資公司的股利所衍生之稅負 較個人持股僅減少3.84元( 過去6 年○○公司每股配 發之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僅約12.797元《即7.46元+0 .5337 股*10 元=12.797 元》，若以原告40% 綜所稅 稅率與投資公司所需繳納10% 未分盈餘稅之稅率差額 30% 計算，減少之稅負每股僅3.84元，即12.797元*3 0%) ，原告斷不可能為了節省3.84元的稅負，而願意 蒙受32.8元的損失；又查，原告自93年移轉系爭股票 予捷磊公司，至97年股票價值已損失約56,941,100元 ﹝○○公司93年年平均股價為70.99 元，而97年年均 股價為27.38 元( 鈞院卷第236 頁，證物14號) ，股 價跌價所造成的損失為每股43.61 元，即使加上5 年 來每一股配發的現金股利7.15元及股票股利市價約14 .61 元( 過去5 年每股配發股票股利合計0.5337股《 鈞院卷第292 頁，證物19號》，以97年年均股價27.3 8 元，股票股利=0.5337 股*27.38元=14.61元) ，捷 磊公司過去5 年來持有○○公司共虧損了56,941,100 元(43.61元-7.15 元-14.61元=21.85元*2,606,000股 ) ﹞，與被告審查二科核定93年至97年原告因移轉○ ○公司股票予捷磊公司而減少之應納稅捐計11,860,9 83 元 （鈞院卷，證物20號）相，原告股票跌價損失 遠大於其所減少之應納稅捐。以一般常人斷不可能為 了金額較小的省稅金額而甘冒金額較大之股票跌價損 失。故原告持有○○公司的股票，即是預期○○股價
會上漲，而不預期股價會下跌。而如前段所述，在股 票上漲的情形下，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的最終稅負 將較個人持有股票的最終稅負為高，故由此可證明原 告透過投資公司持股並非為規避稅負。
⑶由於原告選擇以投資公司間接持有股票時，可以合理 預期稅負將較個人持有高，則被告稱其動機顯在逃避 稅捐自非允當，被告據之指稱系爭事實屬不實安排等 推論即屬無據；且系爭事實等同原告選擇將證券交易 損益一併納入課稅範圍，租稅客體已與個人直接持有 不同，被告不宜片面僅就股利所得衡酌，併予敘明。 ⒋原告透過捷磊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並未規避或減少 終局納稅義務。被告單以捷磊公司僅繳納10% 保留盈餘 稅即據此稱原告短繳稅捐，而未將原告及投資公司視為 一個整體考慮稅賦，不僅與其先前稱不以法律形式為限 改按經濟實質為準等語自相矛盾，亦有割裂適用所得稅 法第66條之8 之虞：
⑴被告既稱係破除法律形式外觀，按實質經濟效果衡酌 本案，則應將原告及投資公司視為一個整體，計算租 稅效果。查原告係直接持有捷磊公司，兩者間並未再 架設任何其他具遞延效果之控股工具，故原告透過捷 磊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就投資公司而言，於獲配 ○○公司股利時，固然僅有因不分配盈餘而需加徵10 % 之稅負，但對原告而言，日後投資公司將盈餘分配 給原告時，仍需就獲配之盈餘按累進稅率繳納綜合所 得稅，是系爭持股架構至多僅生延遲繳納之效果，但 無終局規避或減少稅額，顯不該當所得稅法第66條之 8 之要件，被告自不應援引該條文逕行調整。且其將 課稅主體區分成原告與投資公司，刻意忽略終局稅負 效果不變乙節不論，單以捷磊公司僅繳納10% 保留盈 餘所得稅即據此稱原告短繳稅捐，以圖彰顯其所謂的 規避租稅，不僅與其先前稱不以法律形式為限改按經 濟實質為準等語自相矛盾，亦有割裂適用所得稅法第 66 條 之8 之虞。且其他公司獲配股利而未分配予股 東，皆僅加徵10% 營利事業所得稅，未見財政部以實 質課稅原則重新核課稅額，被告特別針對原告如是核 定，實有違行政程序法第6 條規定之行政行為平等原 則而應予廢棄。
⑵且所謂投資公司獲配之股利免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實 非免稅，而係因於被投資公司階段已課徵過營利事業 所得稅，為避免重複課稅，於投資公司階段不再課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此乃稅法之設計，非為免稅。另外 ，投資公司分配盈餘予股東個人，個人仍須依所得稅 法第14條第1 項計入所得總額並依累進稅率計算繳納 所得稅，終局稅負並未因此減少，被告所做類比實不 合理。
B C
│〈------------ 投資公司〈-----------│
│ │
個人股東 ○○公司
│ │
│〈----------------------------------│
A 股利流向
比較個人直接持有股票和透過投資公司持有股票應以 最終稅負為比較基礎始為公平。以上圖所示，A 點代 表個人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並獲配股利，而B 點代 表個人透過投資公司持有○○公司股票並獲配股利。 若要比較該二種投資方式，應比較A 點及B 點之最終 稅負，始為公平。而今被告竟以A 點與C 點之稅負比 較，而稱因為C 點只課10% 未分盈餘稅，即逕稱個人 透過投資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稅負即較低，並以之 補稅加罰。對於透過投資公司持股，最終仍需分配股 利予個人並由個人納入綜合所得課稅一事，隻字不提 。此實有類比不當之錯誤，有違當年兩稅合一稅制設 計之初衷，並破壞量能課稅之所得稅基本精神而不足 採。
⒌原告93年度申報應稅綜合所得總額約2 億1 千7 百萬元 ，被告核定增加投資公司股利所得為8 百餘萬元，未達 原告當年申報所得總額4%，倘如被告所稱原告欲移轉股 票予投資公司以規避股利所得，豈僅有移轉不到4%之所 得之理：
被告指稱原告蓄意藉由股權移轉，逃漏稅捐，將個人應 稅股利所得移轉為投資公司之股利所得。惟依原告93年 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鈞院卷第61至70頁，原證2 ） ，原告申報應稅綜合所得總額約2 億1 千7 百萬，被告 逕行核定增加原告股利所得為8 百餘萬元。經核算該股 利所得佔原告93年度申報所得總額未達4%，原告倘如被 告所稱，藉由股權移轉，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原 告何需僅為移轉佔所得總額不到4%之所得而如此大費周 章。故被告所稱原告為規避股利而轉讓○○公司股票給 投資公司，實為毫無根據之臆測而不足採。是原告移轉
股份目的誠如上述參所言，乃係一次申報轉讓股份之便 利性，乃事實所然，未有規避稅捐意圖。
⒍被告稱：以有投資公司透過作帳造成虧損之案例，臆測 原告透過捷磊公司之投資行為即有規避規稅捐之事實， 企圖混淆事理，顯失公允；並認為捷磊公司93年至97年 度結算之未分配盈餘金額亦小於93年至97年度原告轉正 後之營利所得金額，而推論原告股權移轉顯生有應納稅 負減少之實益，亦為似是而非，故意混淆視聽之辭而不 足採：
⑴被告於訴願決定書第10頁稱：「況納稅義務人在租稅 規避意圖下，通常顯非單純延遲納稅，透過投資公司 帳列虧損及營利所得稅為0 元等會計上操作，將該等 股利所產生之高額40% 個人綜合所得稅負，轉由適用 較低稅負之投資公司承擔，最終達成規避稅負目的… 」，係以其它實際規避稅捐案例，強摘原告投資捷磊 公司一律視為規避稅負目的，顯失稅務人員本持探求 事實之職守，未查捷磊公司並無帳務操作虧損避稅之 事實，而以臆測有此可能定罪。實務有透過帳列虧損 逃漏稅之案例，或以有盈餘之公司併購另一有鉅額虧 損之公司，藉此消弭盈餘以逃漏稅捐。然此交易型態 及其構成要件，皆與本案迥異，而原告投資之捷磊公 司從未使用此種規避稅負方法，被告利用其它案件之 事實，以張冠李戴方式，將原告合法之事實行為一律 冠以此種規避稅負事實，並巧用所得稅法第66條之8 抽象概念加以涵攝本案件，出發點僅純粹為課徵稅捐 為目的，實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36條證據調查原則而 不足採。
⑵查原告投資之捷磊公司93年度至97年度間，僅93年度 結算申報帳載自結數為虧損外，其他年度均有盈餘。 93年度至9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全年所得額分 別為-1,024,404元、1,418,454 元、1,483,077 元、 4,415,952 、2,226,001 元（鈞院卷238 頁，原證15 ）。至於被告稱投資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為0 元，實 因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所致，而捷磊公司以投資控股 為本業，獲配國內公司之股利所得，依該條文規定， 本不計入捷磊公司之所得額所致，非原告蓄意規避或 可自由選擇。蓋此規定實因公司股利收入於被投資公 司階段已課徵過營利事業所得稅，為避免重複課稅， 於公司階段不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惟此收入仍會 併入計算公司盈餘，保留盈餘未分配時，依所得稅法
第66-9條規定要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公司 就盈餘分配股利予股東時，股東仍需就此收入申報綜 合所得稅，並非免稅。
⑶次查捷磊公司於保留盈餘未分配時皆已繳納未分配盈 餘稅額，此有捷磊公司93年度至97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可稽（鈞院卷第157 至161 頁，原證6 ）。至於 被告另指稱捷磊公司93年至97年之未分配盈餘小於同 期間原告轉正後之營利所得，顯有應納稅負減少之實 益云云，實為似是而非，而不足採。按所得稅法第66 條之9 第2 項及財會準則公報第5 號第47段規定，若 投資公司獲配公司之股票股利，投資公司帳上只會註 記股數增加，不作任何分錄。惟若個人獲配公司之股 票股利，需依股票股利面額（即一股10元）計算營利 所得。由於○○公司93年至96年每年皆有分配股票股 利（鈞院卷第156 頁，原證5 ），而該股票股利依上 開會計準則，無需計入投資公司之損益及未分配盈餘 ，故捷磊公司93年至97年帳上的未分配盈餘小於同期 間原告轉正之營利所得，實因稅法及現行會計準則之 規定所致。惟捷磊公司獲配股票股利雖只註記股數增 加，不作任何分錄，但因股數增加，總持股成本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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